宋之問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隨著詩人的足跡由宮廷臺閣走向蠻荒絕域，他的詩風也從典雅精致轉向樸素平易。這首寫于神龍二年(706)春自嶺南瀧州(今廣東羅定)貶所逃歸途中的小詩，就以自然真切的抒情，表現了特定情境下微妙復雜的心理，成為久別歸鄉的絕唱。

詩的精采處在三四兩句，但前兩句對抒情背景的敘寫非常重要。十個字中濃縮并層遞地展示了空間的懸隔、音訊的斷絕、時間的久長，將詩人困居蠻荒貶所期間與世隔絕的處境、了無精神慰藉的生活、度日如年的苦悶不費力地表現出來。“音書斷”尤為一篇之根，“情怯”、“不敢”均由此生發。

三四句集中抒寫“近鄉”時的心理。詩人家居汾州(今山西汾陽)，跟“漢江”(襄陽附近的一段漢水)還有不短的距離，把“近鄉”的范圍劃得那么大，除了思鄉情切和習慣心理以外，恐怕更由于擔心可能發生的事態，遂不自覺地把心理防區擴大了。按人之常情，這兩句似應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但細加尋味，又感到只有“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這種貌似反常的心理才真正合理切情。詩人貶居嶺外，經年得不到家人音訊，渴想之情與擔憂之情都同步增長，形成既切盼音書又怕音書到來的矛盾心理。這種矛盾，在由貶所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靠近家鄉之后，有了戲劇性的發展：原先的擔憂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會被路上遇到的南來熟人所證實，而長期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愿望則隨時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正是在“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的特定背景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可以說是特定的“事”與“情”與“理”的統一。同時，在“情更怯”的深層，又仍然隱藏著急切的思鄉念親之情;“不敢問”的背后，也同樣有著急欲了解一切的渴望。甚至可以說，“情怯”與“不敢”正是“情切”與“急欲”的一種變形表現。這種復雜微妙的心理，被詩人用極樸素平易的語言和純粹的自描，耐人尋味地表現出來。這種平中寓奇、淡而實濃、借典型細節抒寫復雜心理的風格與技巧，在后來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少小離家)、岑參的《逢入京使》、張籍的《秋思》等詩作中都有精采的表現，它們一起構成了唐人表現鄉思的絕句中最富人情味的一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