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袁枚·遣興(錄二)》原文賞析

愛好由來下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似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

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多為絕妙詞。

這兩首詩，是從《遣興》二十四首中選出來的，它形象地描述了袁枚的認真寫作態度和創作觀點。袁枚寫這兩首詩時，已經七十六歲 (乾隆五十六年，公歷1791年)。可以說，它是袁枚一生詩歌美學觀點的形象概括。由于它是詩歌藝術，因而必須富于形象性，由于它要表述詩學觀點，因而必須富于概括性。因此，它體現了形象性與概括性的有機統一。它是融會在遣興的抒情筆調之中的。所以，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情感的。它寓理于情，以情顯理，情理交融，亦情亦理。它是詩化的悟性，又是悟性的詩化。我們似乎也可說它近乎哲理詩。

袁子才乃是風流倜儻的才子，酷愛寫詩，居然也感到下筆困難，豈不怪哉?難道他沒有下筆萬言、倚馬可待的才思?難道他捉襟見肘、文思枯澀?若作此種理解，那就誤入歧途了; 稍作揣摩即不難看出，這是表明了袁枚嚴肅的創作態度。袁枚雖然才思敏捷，但在寫詩時，并不像平時喝茶那樣容易，而是匠心獨運，經過千錘百煉的。他熟知中國文化典籍，先輩藝術大師的創作經驗對他產生過很深的影響，因而他下筆時，不是輕率的、草草了事的，而是認真的、深思熟慮的。杜甫云： “新詩改罷自長吟，頗學陰何苦用心。” (《解悶》)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這些，都是詩化的創作體驗，對于袁枚當然要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故袁枚在寫作時權衡損益、斟酌濃淡、反復琢磨，所謂“一詩千改始心安”是也。

袁枚是注重文采的詩人，他在表現哲理、抒發情感時，總是把握著詩的形象特征的，因而他在描述自己的創作過程時，便運用了比喻，把自己說成是“阿婆”、“初笄女”。前面已經說過，袁枚此時已逾古稀之年，故戲擬“阿婆” 的心態，是貼切的。老太婆梳頭，一絲不茍，仍然像剛剛成年 (及笄)的女子，頭未梳成，是不讓別人看的。袁枚修改詩稿，也是如此，不到改好，也是不愿拿出來的。人到老年，還有一顆童心，莎士比亞稱之為“返老還童”。所謂老天真，所謂老少年，就表明了老人的赤子之心。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袁枚卻以少年女子精心梳頭的情狀自況，既真實地描述了他年邁的心態，又加強了他那詩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年剛及笄的女子，才華出眾者，代不乏人。年未及笄者，也有能詩之才女。《隨園詩話補遺》卷五中說：“‘錢林，字曇如，吾鄉玙沙先生之幼女也，年未及笄。《偶成》云：獨坐西窗下，蕭蕭雨不成。芭蕉三兩葉，多半作秋聲。’《落花》云：‘覓路乍迷三里霧，含情如怨五更風。’皆佳句也。”(《隨園詩話》下，第678頁，袁枚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這個故事，有助于理解袁枚寫的《遣興》詩。

袁枚不僅提倡改詩，而且重視性靈。因此，他強調：“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尋詩”，表現了對詩的境界的執著追求;“有詩”，顯示出詩的創作的收獲。從尋詩到有詩，是個艱辛的磨煉過程。尋詩的目的，是為了有詩;有詩的關鍵，在于尋詩。在探索中，既要仰仗修改，又要依靠性靈。李商隱《無題》詩云：“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所謂靈犀，乃是指犀牛角中心有一條白色的紋路，直通兩頭，故曰“靈犀一點”，這是袁枚所師宗的性靈，故曰“是吾師”。其實，袁枚所提倡的“靈犀一點”與李商隱所說的“心有靈犀一點通”并不完全相同。袁枚是用創作實踐(寫詩)去印證他的性靈說的，因而不僅有其情感的豐富性，而且有其理論的深邃性。所以，光是皮相地一般地描寫夕陽芳草，并無多大意義，必須懂得運用，以顯現人的性靈，則才可成為絕妙好詞。總之，袁枚的“靈犀一點是吾師”，就是詩化的性靈說。

性靈說看起來很玄乎，其實是有其實際內容的。它提倡真情實感，機靈活潑，新穎獨特。所謂真情實感，就是寫作時不矯飾，戒虛偽，要表露自己的心聲。他在《續詩品三十二首》中將“葆真”列為一種風格，來闡明真的要義。他說：“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征典求書。”這種狀態，便是失真。所謂機靈活潑，就是要寫出活潑流動的生機來。他說：“一切詩文，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臥紙上。人活則立，人死則臥，用筆亦然。”(《隨園詩話補遺》卷五·十七)這種“立”，便是活的表現。所謂新穎獨特，就是有獨造性，不陳舊，不落套，不人云亦云。他說：“司空表圣論詩，貴得味外味。余謂今之作詩者，味內味尚不能得，況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為第一著。《鄉黨》云：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能詩者，其勿為三日后之祭肉乎!”(《隨園詩話》卷六·四七)又說：“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續詩品三十二首·著我》)這些都是求新的意思。

袁枚的性靈說，雖以求真、求新、求活為具體內容，但卻染上了神秘的色彩。他說：“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續詩品三十二首·神悟》)這里所謂的性情，是屬于性靈的，它與神相通，足見其玄妙了，也可看出“靈犀一點”與“神悟”的關系了。

但性靈又不能完全從神悟中得到，它與后天的琢磨也有關系，故袁枚又提出“勇改”的口號。他說：“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續詩品三十二首·勇改》)這里所說的“人功”，是指寫詩時的“勇改”之功;怪不得詩人在《遣興》中高呼“一詩千改始心安”了。

通過以上論析，不難看出，袁枚在《遣興》二首中所提倡的，一是尚勇改，一是崇性靈。這兩者又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