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沈德潛·曉經平江路》原文賞析

曉經平江路，相遇逃亡民。非人亦非鬼，匍匐泥涂間。老翁拄竹杖，老妻相牽攀。病婦布裹頭，雙足亦不纏。兒女盛竹筐，其父擔道邊。行李蘆葉席，坐臥無冬春。十十與五五，鄰里兼姻親。問從何方來?云是衢州人。比年遭大水，甽畝連通津。秋成乏籽粒，正課不得完。天高官長酷，已令骨髓干。茍能免征求，豈辭行路難? 去住總一死，寧作他鄉魂。聞之黯然悲，此邦亦無年。昨者罹水災，蔀屋少炊煙。強梁肆攫奪，禮讓徒云云。今歲滋多雨，復恐傷平田。公門貴仁恕，撲抶豈所先?勿使懷鄉民，胥效輕轉遷。此意竟誰陳?氣結不能言。

這首詩是詩人一次在清晨經過蘇州某地所寫。宋代之平江府，元代改為路，明清為蘇州府，轄今蘇州、吳縣、常熟、昆山、吳江、嘉定等地。詩分三段，第一段寫路途所見;第二段寫因所見而問行人，由行人之口補述有關背景;第三段寫因所見、所聞而有所感觸。此詩通過一次在路途的耳聞目睹，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個側面，詩人帶著沉痛的感情寫來，無論描述、抒情，皆極感人。

從開頭至“鄰里兼姻親”為第一段，向讀者展現了一幅哀鴻圖。“曉經平江路，相遇逃亡民”點出時間、地點之后，由“相遇”二字引出以下文字。“逃亡民”是全詩的中心，雖系詩人一時一地所見，但卻反映著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因而以下作了詳細的描述。一個“曉”字說明詩人是作為“早行人”而見到徹夜行走的災民的。這些逃亡者披頭散發、滿身泥土，看上去全無人樣。一個家庭的遷徙流亡，豈是容易之事。他們不顧老父、老母、病婦、幼子之困累而全家逃亡，則其家鄉狀況如何，可想而知。讀此段以下各句，如聞嘆息、呻吟、哀號之聲。有的白發蒼蒼的老人以竹杖支撐著瘦骨嶙峋的身軀，氣喘吁吁，但還攙扶著有氣無力、老眼昏花、不辨南北的老妻;有的婦女頭上裹布，一臉病容，由于挪步艱難，跌跌撞撞，兩足早已夫去了裹腳鞋襪;用竹筐擔著小孩的，歇在路旁，孩子呼娘喊奶，要湯要飯;疲憊不堪的父親汗水未揩，掉下辛酸的眼淚……這些人的全部家當，就是一對籮筐或一個包袱;或者只有一卷蘆席，為全家人坐臥安息之處，風風雨雨，霜露塵埃，如何熬煎過來，又如何熬煎下去?他們或鄰里，或親戚，十十五五，成群結隊，不絕于道。

這一段描寫，詩人抓住了幾個特寫鏡頭，在選取題材、選取角度時，又注意到相互的照應、補充和聯系，具有立體感、動態感，很能喚起人的聯想與想象，讀之如同親見。

從“問從何方來”至“寧作他鄉魂”為第二段，通過饑民之口，說明他們是衢州人，因連年水災，原來的田地秋水茫茫，與渡口相通。莊稼顆粒無收，所謂“民之父母”者，不但不予賑濟，反而催逼賦稅，急如星火。“天高官長酷，已令骨髓干。茍能免征求，豈辭行路難?”蒼天有眼，卻看不到老百姓的苦難，這大約是天太高的緣故吧?就像那浩蕩皇恩，老百姓常常聽說，卻總是得不到，百姓的切膚所受，只有官府豺狼般的吞噬和吸吮。衢州府北距平江路(蘇州府)五六百里之遙，農民顛沛徙轉，不怕死葬他鄉，甚至拋尸道路，是因為留在家鄉的悲慘景象他們看得更為逼真。第一段，通過詩人之眼向讀者展現了一幅悲慘的畫面，但讀者對這個畫面以外的情況，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尚未能了解，因而對它的認識還是局部的、表面的，因而也是模糊的。因此，它還不能喚起讀者感情的更為劇烈的沖動。第二段通過流亡的農民之口，讓讀者的認識由局部至于整體，由現象至于根源。明白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旱魃肆虐、魚龍為災，但更主要的是“苛政猛于虎”。作品使讀者由此及彼，在頭腦中形成了更多的畫面，想到農民可能遭受的其他種種苦難。詩人便是這樣，通過讀者之目，入于讀者之心，深深打動讀者。

第三段從“聞之黯然悲”至完，是詩人同讀者進行情感交流。只用上面兩段，讓讀者從具體描寫和轉述中去體會詩人之心，亦無不可，但那樣寫，似乎過于冷靜，因而詩人又進一步通過自己的情緒來感染讀者。同時，通過對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的態度的表示，明確表現了自己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格，從而也激發讀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貪官污吏的憎恨。

第三段在內容本身的表現方面，也是有所加深的。詩人將流民的想法同自己所了解的加以比較，知道他們所抱的一線希望，乃是水中之月。平江路并不比衢州府好多少。這里也同樣遭了大水，窮人的草房上看不到炊煙。然而，“強梁肆攫奪，禮讓徒云云”，江南禮儀之邦，變成了強掠暴取的世界，所謂“禮讓”，不過是空話而已。衢州府的老百姓聞 “魚米之鄉”、“禮儀之邦”的虛名遠路跋涉而來，其希望不是即刻要破滅嗎?那么，這些人又將流轉何處?還有平江路老百姓，又將流轉何處?社會的一切災難，最后的承擔者都是農民，都是窮苦人民。詩的末尾對于公門的作為，有所評論。

“公門” 四句以儒家思想來責備和勸導官吏。孔丘說：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雍也》)孔丘又提出 “恕”作為一個人終生行事的準則，具體解釋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沈德潛此詩中所說“仁”，即孔子所謂“愛人”;所謂“恕”，即能設身處地為他人想。在階級社會能按這些法則行事的人畢竟很少，把它作為人生信條而恪守的，那就更為罕見。孟軻使民有恒產的思想 (《孟子梁惠王上》)，也包含著衣食足、免于死亡則民不輕轉遷的意思在內。但孟軻仍然是視民為牛羊的，故說使其“從善”是“驅而之善”。沈德潛對老百姓的認識，自然未出孔孟思想的藩籬。不過后面這種局限性在詩中表現并不明顯。由于詩人真實而生動地描述了他所見所聞，而且描寫中以詩人的敏銳直覺選取了一些很能引起人聯想、想象的鏡頭，使讀者如同親聞親見，很有感染力。同情勞動人民，憎恨和揭露貪官污吏，這無論如何也是一種高尚的品質，一種偉大人格的表現。單就這一點說，本詩就具有一種崇高美。這也就是這一首詩所以能夠打動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