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甫

寂寞天寶后， 園廬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 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 死者為塵泥。

賤子因陣敗， 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 日瘦氣慘凄。

但對狐與貍， 豎毛怒我啼。

四鄰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宿鳥戀本枝， 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 日暮還灌畦。

縣吏知我至， 召令習鼓鞞。

雖從本州役， 內顧無所攜。

近行止一身， 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蕩盡， 遠近理亦齊。

永痛長病母， 五年委溝谿。

生我不得力， 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 何以為蒸黎!

《無家別》是《三別》中的一篇。

《三別》這組敘事詩的“敘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詩中的主人公(用主人公的語氣寫的)。《新婚別》寫新郎當兵，新娘子送別;《垂老別》寫老漢當兵，向老妻告別;《無家別》的主人公則是又一次被征去當兵的獨身漢，既無人為他送別，又無人可以告別，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際，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仿佛是對老天爺傾吐他無家可別的悲哀。

從第一句“寂莫天寶后”到“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這一大段總寫亂后回鄉所見。以“賤子因陳敗，歸來尋舊蹊”兩句插在中間，將這一大段隔成兩層。前一層，以追敘開頭，寫那個自稱“賤子”的軍人回鄉之后，看見自己的鄉里面目全非，一片荒涼，于是撫今追昔，概括地訴說了家鄉的今昔變化。開頭兩句“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正面寫今，但背面已藏著昔。天寶以前是“開元盛世”，那時候“我里百余家”，“園廬”相望，雞犬相聞，當然并不“寂寞”。“天寶后”則遭逢世亂，居人各自東西，“園廬”荒廢，“蒿藜”叢生，自然就分外“寂寞”了。一開頭用這“寂寞”二字，渲染出滿目蕭條的景象，也表現出主人公觸目傷懷的心情。“園廬但蒿藜”中的“但”字作“只”講，“園廬”本來不是應長“蒿藜”的地方，而現在，那里卻只有“蒿藜”，其他什么都沒有了! “世亂”二字與“天寶后”呼應，寫出了今昔變化的原因，也點明了“無家”可“別”的根源。“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兩句，緊承“世亂各東西”而來，如聞“我”的嘆聞之聲;在寫法上，與《石壕吏》中“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很相似，強烈地表現了主人公的悲傷情緒。

這兩層雖然都是寫回鄉后所見，但寫法卻有變化。前一層概括全貌，后一層則描寫細節，而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承前啟后，作為過渡。“尋”字刻劃入微，“舊”字含意深廣。家鄉的“舊蹊”走過千百趟，閉著眼都不會迷路，如今卻要“尋”，見得已非“舊”時面貌，早被“蒿藜”淹沒了。“舊”字追昔，應“我里百余家”;“尋”字撫今，應“園廬但蒿黎”。“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寫“賤子”由接近村莊到進入村巷、訪問四鄰。前面寫“園廬但蒿藜”，當然是接近村莊時所見，就距離說，用不著“久行”就可以進入村巷。“久行”承“尋舊蹊”來，傳“尋”字之神。距離不遠而需“久行”，見得“舊蹊”極難辨認，“尋”來“尋”去，繞了許多彎路。“空巷”言其無人，應“世亂各東西”。“日瘦氣慘凄”一句，用擬人化手法，觸景生情，烘托出主人公“見空巷”時的凄慘心境。“但對狐與貍”的“但”字與前面的“空”字照應，也作“只”講。當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來人往，笑語喧闐，狐貍哪敢闖入;如今卻只與狐貍相對了。而那些“狐與貍”竟反客為主，一見“我”就脊毛直豎，沖著“我”“怒”叫，好象責怪“我”不該闖入它們的“園廬”。巷子里既沒人影，便進入鄰家去看;然而遍訪四鄰，也只有“一二老寡妻”還活著! 與“老寡妻”相見，自然要互相問問別后情況、特別是自己的家庭情況。遇到不善于剪裁的作者，很可能要寫一長串。但杜甫卻把這些全省略了，給讀者留下了馳騁想象的空間。而當讀到后面的“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時，就不難想見與“老寡妻”問答的內容和彼此激動的表情。

“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這在結構上自成一段，寫主人公回鄉后的生活。前兩句，以“宿鳥”為喻，表現了留戀鄉土的感情。后兩句，寫主人公懷著悲哀的感情又開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勞動，希望能在家鄉活下去，不管多么貧困和孤獨。

從“縣吏知我至”一直到末句“何以為蒸黎?”共十四句，為最后一段。這一大段寫“無家”而又“別”離。“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波瀾忽起，出人意外。“縣吏”老爺一聲“令”下，“我”的一點可憐愿望立刻破滅了，他不會沒有憤激之情吧! 但迫于形勢，只能順從，不能反抗。以下六句，層層轉折。“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這是第一層轉折：上句自幸，下句自傷。這次召“我”，據說只在本縣操練，這當然比上一次遠去前線好一些;然而上次出征，自己畢竟還有個家;這次雖然在本縣服役，但內顧一無所有，既無人為“我”送行，又無人可以告別，怎能不令“我”傷心!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這是第二層轉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傷感;但既然當兵，就得打仗，哪能老在本縣操練!不難預料，將來終歸要遠去前線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處!“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這是第三層轉折。回頭一想，家鄉已經蕩然一空，自己橫豎無依無靠，走到哪里還不都是一樣，“近行”、“遠去”，又有什么關系! 六句詩層層轉折，愈轉愈深，細致入微地描寫了主人公聽到“召令”之后的心理變化。如劉須溪所說：“寫至此，可以泣鬼神矣!”沈德潛在講到杜甫“獨開生面”的表現手法時指出：

……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

“永痛長病母”以下四句，追述母亡，極寫無家之慘。《李白與杜甫》一書中的譯文是這樣的：“想起俺久病的娘，痛徹心脾，臥病五年，已經埋在溝里。生俺個蠢兒子，太沒出息，娘兒倆一輩子呼天搶地。”這里把“五年”理解為“長病”的時間，未必恰當;把“委”譯成“埋”，更不合原意。安史之亂起于天寶十四年(755)，到作者寫這篇詩的乾元二年(759)，恰好“五年”。作者的構思是：“我”被征去當兵，家里留下個“長病”的母親。“五年”后“我”戰敗回家，母親早已不在人世了! 說“委溝溪”，其意正在強調因“我”出征之故，“長病母”生前無人奉養，以致死去;死后又無人埋葬，以致丟棄山溝。所以緊接著就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生我不得力”，正是指生前未能奉養、死后未能安葬兩件事而言的。既然如此，把“終身兩酸嘶”譯成“娘兒倆一輩子呼天搶地”，也就值得商榷了。“酸”，心酸;嘶，聲破也;合成一個詞，作悲泣、悲咽解，這是發自內心的沉痛，釋為“呼天搶地”的外向動作，與詩意不協調。至于把那個“兩”理解為“娘兒倆”，雖然字面也可以講通;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它指的就是上述的兩件事，也很有道理。這四句詩，是血脈貫通的。“我”“永痛”的事，就是“長病母”“委溝溪”;“我”“酸嘶”的事，就是生未能養、死未能葬。“終身”者，有生之年、未死之日也，與“永痛”相呼應，形成了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

前四句追述母亡，正所以寫“無家”;極言母亡之痛，無家之慘。遭遇如此慘痛，可還要“召令習鼓鞞”! 于是以反詰作結：“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蒸黎”，百姓也;“何以”，怎樣也。這兩句詩的意思是：“已經整得人母亡家破，還要抓走，叫人怎樣做老百姓呢?”就是說，這個老百姓沒法做，做不下去了!

《無家別》是《三吏》《三別》組詩的最后一篇，具有收束整個組詩的作用。它以“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兩句作結，是大有深意的。盧元昌指出：

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有家之樂。今《新安》無丁，《石壕》遣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幾于靡有孑遺矣!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收足數章。

這段議論雖有美化“先王”之嫌，但用理想中的“先王”之世對比《三吏》《三別》所反映的殘酷現實，并把“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看作整個組詩的收束語，確是很有見地的。

《三吏》《三別》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時事樂府，既吸取了樂府民歌的精華，又融古于今，盡脫窠臼，具有高度的藝術獨創性。這首《無家別》，又是其中比較突出的篇章，在藝術表現方面頗有可供借鑒之處。

一、層次清晰，結構謹嚴。

第一大段寫亂后回鄉所見，以主人公行近村莊、進入村巷劃分層次，由遠及近，有條不紊。遠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則描寫細節。第三大段寫主人公心理活動，又分幾層轉折，愈轉愈深，刻劃入微。題目是《無家別》，故第一大段寫出“無家”及其原因，第三大段寫出“無家”之“別”及其原因，而以中間四句作為過渡。

二、用簡煉、形象的語言，寫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詩中“園廬但蒿藜”、“但對狐與貍”，概括性很強。“蒿黎”、“狐貍”，在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誰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園中長滿“蒿藜”?在人煙稠密的村莊里，“狐貍”又怎敢橫行無忌?“園廬但蒿藜”、“但對狐與貍”，僅僅十個字，就把田廬荒廢、人煙滅絕的慘象活畫了出來。其他如“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為是年老的“寡妻”，所以還能在那里茍延殘喘。稍能派上用場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統治者抓走。詩中的主人公不是剛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嗎?

三、情景交融，將環境描寫與人物塑造緊密地結合起來。詩中用第一人稱，讓主人公直接出面，對讀者訴說他的所見、所遇、所感，因而不僅通過人物的主觀抒情表現了人物的心理狀態，而且通過環境描寫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幾年前被統治者抓去當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鄉，滿以為可以和骨肉鄰里相聚了。然而事與愿違，看見的是一片“蒿黎”，走進的是一條“空巷”，遇到的是豎毛怒叫的“狐貍”，……真是滿目凄涼，百感交集!于是連日頭看上去也消瘦了，“日”無所謂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涼，因而看見日光黯淡，景象凄慘。正因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與環境描寫結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過這個戰敗歸來、家鄉蕩盡、仍不免于被捉去當兵的無家者的苦況，反映出當年戰時人民的共同遭遇，對統治者的殘暴、腐朽，進行了有力的鞭打。

鄭東甫在《杜詩鈔》里說：《無家別》，“刺不恤窮民也”。浦起龍在《讀杜心解》里說：“‘何以為蒸黎?’可作六篇(指《三吏》、《三別》)總結。反其言以相質，直可云：‘何以為民上?’”——意思是：把百姓逼到沒法做百姓的境地，又怎樣做百姓的主上呢?看起來，這兩位封建時代的杜詩研究者對《無家別》的思想意義的理解，倒是頗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