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賦《《革命軍》序》原文與翻譯、賞析

章炳麟

蜀鄒容為《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②?”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③，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事實^④。

夫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⑤，宰割之酷，詐暴之工^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⑦。然自乾隆以往^⑧，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⑨，自爾遂寂泊無所聞^⑩。吾觀洪氏之舉義師⁽¹¹⁾，起而與為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¹²⁾，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¹³⁾，徒欲為人策使，顧勿問其韙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¹⁴⁾。乃如羅、彭、邵、劉之倫⁽¹⁵⁾，皆篤行有道士也⁽¹⁶⁾。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余姚⁽¹⁷⁾。衡陽之《黃書》⁽¹⁸⁾，日在幾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¹⁹⁾。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²⁰⁾。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²¹⁾。無他，悖德逆倫⁽²²⁾，并為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

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²³⁾。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溫籍⁽²⁴⁾，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²⁵⁾，雖余亦不免是也。

嗟乎! 世皆嚚昧而不知話言⁽²⁶⁾，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于眾口之不俚⁽²⁷⁾，既可知矣。

今容為是書，一以叫咷恣言⁽²⁸⁾，發其漸恚⁽²⁹⁾。雖嚚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³⁰⁾。以是為義師先聲⁽³¹⁾，庶幾民無異志⁽³²⁾，而材士亦知所返乎⁽³³⁾。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³⁴⁾，則其所化遠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³⁵⁾?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 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³⁶⁾，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³⁷⁾。



〔注釋〕

①本篇選自《章太炎政論文選集》。《革命軍》，鄒容作。鄒容(公元1885年—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縣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因寫《革命軍》被捕，1905年4月3日死于獄中，年僅21歲。《革命軍》，寫于1903年，是近代民主革命初期號召民眾起來革命的一篇著名論著。②恣肆，無所顧忌。惡(wu勿)，嫌。③唱，通“倡”，倡導。和(he賀)，跟著唱，這里是響應。④空言，不切實際的言論。指反革命輿論。墮(hui灰)，通“隳”，毀壞。實事，指切切實實的事業。⑤吞噬(shi是)，侵吞。逆胡，指清朝統治集團。⑥工，精。⑦昌言，善言，直言。⑧乾隆，清高宗的年號(公元1736年—1795年)。以往，以前。⑨呂留良，崇德(今浙江桐鄉)人，明清之際思想家。明亡，削發為僧，著有《維止錄》，主張反清復明。曾靜，湖南永興人。受呂留良影響，曾派學生勸說川陜總督岳鐘琪舉兵反清，被岳告發，遭殺害。齊周華，浙江天臺人。因作《為呂留良等獨抒己見奏稿》被清政府殺害。正義，正理。指民族思想。聾俗，舊謂不辨美惡的世風。指安于清朝統治的社會風氣。⑩自爾，從此。寂泊，無聲無息的樣子。(11)洪氏，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12)曾、李，曾國藩、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人物。柔煦(xu緒)，溫順。這里作貶義，卑順。(13)左宗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14)策使，驅使。韙(wei偉)非枉直，是非曲直。(15)羅、彭、邵、劉，指羅澤南、彭玉麟、邵懿辰、劉蓉，都是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幫兇。(16)篤(du賭)行有道，品行純厚，又有學問。(17)操持，掌握。這里指所信奉的。洛、閩，程朱理學。洛，指洛學。以北宋程顥、程頤為首的學派，因二程是洛陽人，故名。閩，指閩學。以南宋朱熹為首的學派，因他曾在福建的建陽(福建別稱“閩”)講學，故名。金溪、余姚，指陸王心學。金溪，指南宋陸九淵的學派，因他是江西撫州金溪人，故名。余姚，指明朝王守仁的學派，因他是浙江余姚人，故名。(18)衡陽，指王夫之，他是湖南衡陽人，明末清初唯物主義思想家。《黃書》，王夫之的政論著作，內容著重總結漢族統治者在民族斗爭中失敗的歷史教訓。(19)孝弟(ti替)，孝，指順從父母、先祖;弟亦作悌，指順從兄長。都是儒家的倫理道德。(20)卒，終，結果。紾(zhen診)戾，違反。(21)宗國，古代稱同姓的諸侯國家。這里指太平天國。(22)悖(bei倍)德逆倫，違反封建的倫理道德。(23)風俗臭(xiu秀)味，指不好的社會風氣。(24)溫(yun運)籍，同“蘊藉”，含蓄不露。溫，通“蕰”。(25)跳踉(liang良)搏躍，雙腳跳動，揮拳搏擊。這里指文字慷慨激昂。(26)嚚(yin銀)昧，愚昧。話言，善言。這里指比較深刻的道理。(27)異時，將來。不俚，不通俗。(28)叫咷(tao桃)恣言，大聲疾呼，暢所欲言。(29)慚恚(hui會)，慚愧憤恨。(30)祇(qi其)悔，大悔。(31)先聲，指革命前的輿論。(32)庶幾，也許可以。(33)亦知所返，也知道回頭。(34)徑直易知，直截了當，通俗易懂。恢發智識，擴大見識啟發覺悟。(35)籍(jie借)，通“藉”，假使。(36)材性，指人的本性。(37)共和，史稱“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暴虐，“國人”起義，厲王出奔，由共伯和攝行王事，號共和元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有正確紀年的開始。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即公元1903年。



〔分析〕

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上海出版了一本奇書。它既有層層深入的理論闡述，又有激昂慷慨的闿切陳辭;它旗幟鮮明地宣傳推翻清王朝統治，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它大聲疾呼地號召人們團結起來，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共和國而奮斗;它文辭淺顯通俗，易曉易懂;它感情激蕩昂揚，震撼人心;它文字簡潔，全書只有兩萬多字。此書一出，受到了人們的廣泛歡迎，發行量高達100萬冊以上，從而極大地鼓舞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輿論準備之一。這部書，就是青年革命家鄒容的杰作——《革命軍》。

本文是章炳麟為《革命軍》所作的序。全文分為五段。

第一段，由鄒容的設問，提出了一個問題：“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鄒容撰寫《革命軍》的目的，是為了發揚革命輿論的威力，使四萬萬處于“懦夫”地位的炎黃子孫，奮發圖強，確立推翻清廷，反抗列強，建立共和的信心和決心。所以，他所寫的文辭，猶如洶涌澎湃的洪流，一瀉千里。然而，中國傳統的文學作品，都以“溫柔敦厚”為原則，像《革命軍》這樣的作品，是不是會被人指謫為粗俗而沒有文采呢?

第二段，作者就“革命輿論”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極力強調了革命輿論的重要性。只有少數人倡導，沒有多數人響應，事情就無法成功;而反革命輿論的猖獗，又往往會蒙蔽不少的人，使事情更難成功。因而，革命輿論是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段，作者通過太平天國失敗的歷史教訓，進一步論證了輿論的重要作用。作者把當時與太平天國為敵的人分為三類：一類是曾國藩、李鴻章等“柔煦小人”，即清王朝的忠實走狗;一類是左宗棠等“喜功名、樂戰事”的人，據說太平軍過湖南時，左宗棠曾去獻謀獻策，因不被采用，轉而投奔清朝，反過來進攻太平軍;一類是羅澤南、彭玉麟、邵懿辰、劉蓉等一批所謂“篤行有道”的文人，他們平日道貌岸然，甚至把王夫之的反清著作《黃書》放在案頭經常翻閱，但到關鍵時刻，卻成為清朝的走卒和打手，不惜拋棄自己的性命，與太平天國為敵。這些人為什么把是非曲直弄顛倒了呢?是因為受到曾國藩之流所制造的反革命輿論的影響。所以，作者做出了以下的判斷：“洪氏(指太平天國)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指反革命輿論)足與為難耳。”

第四段，作者熱情地贊頌《革命軍》為革命輿論所作的重大貢獻，從而正面地回答了第一段提出的問題：只有“辭多恣肆，無所回避”，才能發聾振聵，“為義師先聲”——革命的輿論是革命武裝斗爭的必要準備。對于一般不了解革命的人，這種“雷霆之聲”，可以激勵他們為革命堅定信心而“無異志”;對于一些具有才能，但對革命認識不清的人，這種“雷霆之聲”，可以使他們幡然醒悟，“亦知所返”;對于那些受清朝反革命輿論影響，甚至與革命作對的人，這種“雷霆之聲”，有可能使他們“流汗祇悔”。至于《革命軍》的“不文”，即不用傳統的所謂“文采”，而用通俗的文辭寫來，對于當時多數缺乏文化的勞苦大眾，即所謂“屠沽負販之徒”來說，是一件大好事。通俗的文辭能使他們“徑直易知”，“恢發智識”，易于引導他們投身到革命隊伍中來，因而作者認為“所化遠矣”。

這里，作者對過去的革命輿論進行了再認識，并且作了自我批評。作者認為過去宣傳革命的文章，“往往務為溫籍，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也就是說，革命的輿論，應該用通俗的語言，毫無顧忌地大聲疾呼，才能為革命事業大叫大喊，發揮威力。這是作者對《革命軍》的重大貢獻所作的進一步肯定。

最后一段，概述《革命軍》命名的由來，為“革命”一詞作出了新的解釋。在古代，“革命”指的是改朝換代。封建統治者認為皇權“受命于天”，皇帝就是“天子”，朝代的更迭就是天命的變革。而《革命軍》所講的“革命”，不僅要推翻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的共和國，而且還要在“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等各個方面，進行一次徹底的社會變革，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因此“大言之曰‘革命’”。據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這一代革命者的遠大目標和雄圖大略。

《革命軍》是一本宣傳民主革命的書，但這篇“序”，卻不是從概述全書的內容來進行評論和介紹，而是從《革命軍》寫作的“叫咷恣言”的特點，深入地闡述革命輿論的重要作用;從《革命軍》命名的由來，具體地闡述社會革命的重要意義。這樣，“序”與全書相輔相成，發揮了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宣傳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章炳麟與鄒容的革命友誼，也以《革命軍》一書而達到了最高峰。

1902年鄒容留學日本時，就參加了反清的革命斗爭，醞釀寫作《革命軍》。1903年，俄國出兵侵占我國東北，鄒容與留學生們奮起抗爭，受到清政府駐日官員的阻撓。鄒容忍無可忍，憤然剪去了清政府在日監督留學生的官員姚文甫的辮子，輟學回國，到上海參加章炳麟執教的愛國學社，并完成了《革命軍》全書的寫作。

這一年，章炳麟在《蘇報》上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批駁保皇派的謬論，斥責光緒帝為“載湉(光緒名)小丑，未辨菽麥”;并在《蘇報》上發表了《革命軍序》，鼓吹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清政府卑劣無恥地勾結帝國主義，由租界當局出面，逮捕了章炳麟。鄒容為了救護同志，挺身而出，自動投案。章、鄒二人在獄中堅持斗爭，在會審公堂上繼續宣傳革命，成為生死與共的刎頸之交。

1905年4月3日，在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的迫害下，鄒容死于獄中，其時剛剛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