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明文·袁宏道·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①，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 “《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 “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童仆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略為次第，為《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②，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③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④，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⑤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⑥。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⑦，表上，永陵喜^⑧。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

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⑨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余態^⑩”者也。間以其馀，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⑪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周望言： 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⑫曰： 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⑬嘗寄余書曰： “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⑭。悲夫!

〔注〕① 陶太史：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今浙江紹興市)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翰林在明清稱太史。② 山陰： 舊縣名，治所在今浙江紹興。諸生： 明、清兩代稱已入學的生員為諸生。③ 薛蕙： 字君采，正德九年(1514)進士，累官吏部考功郎中。校(jiào)：考核。④ 數奇(jī 機)： 命運多蹇。⑤ 中丞： 明、清稱巡撫為中丞。以巡撫例加副都御史銜，而副都御史職位相當于漢之御史中丞。胡宗憲： 字汝貞，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嘉靖三十四年(1555)為浙江巡按御史，御倭有功，后任浙江總督兼巡撫。他聯絡嚴嵩父子，嚴獲罪后，屢被言官彈劾為嚴黨，下獄而死。⑥ 劉真長： 晉代人劉惔，真長其字。簡文帝為會稽王時，劉曾入其幕。《世說新語·品藻》： “桓大司馬(桓溫)下都，問真長曰： ‘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 ‘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 ‘正是我輩耳!’”杜少陵： 唐詩人杜甫，自稱少陵野老，曾為劍南節度使嚴武的幕僚。《新唐書·杜甫傳》：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以上二事皆幕僚之傲視長官者，故以為比。⑦ 表： 指徐渭代胡宗憲寫的《獻白鹿表》。⑧ 永陵：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所葬之陵墓，此代指明世宗。⑨ 韓、曾： 唐代韓愈、宋代曾鞏。⑩ 歐陽公： 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詩云： “梅翁(梅圣俞)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后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態。”⑪ 張元汴： 字子藎，隆慶五年(1571)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⑫ 石公： 作者自稱。袁宏道號石公。⑬ 梅客生： 梅國楨，字客生，一字克生，麻城(今屬湖北)人。萬歷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⑭ 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 (徐渭一生)沒有不奇異的地方，所以也無處不倒霉。末一“奇”字乃“數奇”之“奇”。

傳主并非名臣顯宦，而作者與傳主既無故交親朋之誼，又非受其后人委托圖幾兩潤筆;終其一生甚至從未謀面，只是偶然讀了一部詩集，便由詩及人，頓生相識恨晚之嘆。不只嘆幾聲作罷，且更搜羅其事，“略為次第”出一大篇洋洋灑灑、情辭并盛的傳來。文墨常識告訴我們，那不受動于功利人情的背后，大抵當別有深衷在。

然而傳前小序是一連串“讀復叫，叫復讀”驚喜交加的描繪，傳末贊詞也只是“悲夫”一聲長嘆。前者說明作者對傳主遺墨的知賞，后者表示作者對傳主遭際的悲憫同情。但知賞也好，同情也罷，那契合點在哪里呢?這就須向傳文中去索求了。

人物傳記總不脫記事寫人為主。而人的一生所遇所歷又何其雜沓繁多!剪裁史實，把握樞要，固然為傳人的通則;去取棄揚，濃此淡彼之間，又何嘗不潛伏著作者的機心?所以讀任何一篇傳記應當把握的不外三個問題： 寫什么?怎樣寫?為什么?前兩者是對文章表層的解析，而后者則是對作者機心的挖掘了。

作者寫徐渭一生，突出三點： 才奇，人奇，“數奇”。薛蕙“奇其才，有國士之目”，是借他人之口，總冒才奇。與胡宗憲“縱談天下事”，代胡作表使“永陵喜”，“好奇計，談兵多中”，善書畫等都是他才奇各個側面的具體表現。其中特別突出了他的詩文創作，用大量篇幅，濃墨重筆給予描繪。徐渭才奇，人亦奇。如果才奇奇在多樣性的話，人奇則奇在一“狂”字上。對貴為巡撫，“威震東南”的胡宗憲，他人“膝語蛇行，不敢舉頭”，“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狂”得實在可以。“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是意狂;對“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皆叱而奴之”是氣狂;“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是行狂;“疑殺其繼室”是佯狂;而以斧擊頭，利錐刺耳則是真狂了。由才子式的疏狂一路狂去，別的全不放在眼里，佯狂而終至真狂，假假真真，并世無二，豈非奇人哉?再看一生倒楣的“數奇”： 先是“屢試輒蹶”，繼則“不偶”，“不得志于有司”，又曾被“下獄論死”，終“抱憤而卒”，雖只數語散點，卻是貫穿始終，可謂命途多舛。徐文長的一生就是這樣才能獨出冠時，品行狂放不羈，遭際困厄顛仆的一生。作者只突出了這三點，余皆不及。如果孤立去看，任何一點都沒有超出自身以外的其他意義。才高不過天生稟賦，狂放實乃性格殊異，而“數奇”，更怨不得別人，命不好罷了。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組織結構中，用不同的筆調去敘述描繪，其效果、結論和意義是大相徑庭的，這就提出了怎樣寫的問題。

作者不但從徐渭一生中擇取以上三點給予突出，而且力求勾畫出三者之間的聯系，使才奇、人奇與“數奇”形成一條不可分割的因果鏈。

就整體布局看，才奇與人奇是筆墨的重點，而“數奇”則是全文的主線。大量的篇幅落在傳主才能多樣與狂放行為的橫向展開上，而命途多舛則草蛇灰線般地在其中不時閃現，像一片陰云籠罩在傳主頭上，又如幽靈般追逐了他的一生。這就從總體上顯示了這樣一重邏輯關系： 才愈奇，人愈奇，而“數”愈“奇”。再從具體描寫看，文章主體部分就某一點橫向展開時，總是格外注意三者關系的勾提揭示，并以互相之間的因果聯系為關節，推進意脈，構成全篇，使文章結構既經緯分明，又呈網絡狀。傳文開頭借薛蕙語道出才奇后，緊接著以一“然”字為轉折，點出“數奇”。第二段寫他“自負才略”的表現后，又以一“然”字為轉折，用一“竟”字來強調，突出其“數奇”——“不偶”。“才”與“數”于正常事理邏輯不應有的矛盾，卻在文理邏輯上產生了。表面上的不合理，卻深層地合于那個社會之“理”。才奇、人奇與“數奇”不只是單向因果，也是雙向連鎖推激的。“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前者是“數奇”，后者是代表著人奇的疏狂，中間用“遂乃”兩字榫接，正道出不為世用才去恣意放浪的。而放浪山水的結果創作出大量“匠心獨出”的詩歌，這又是由人奇顯示出才奇。第三段因疑殺繼室而“下獄論死”是由人奇而“數奇”，“憤益深，佯狂益甚”，是“數奇”又推逼出人奇，從而順勢展開“狂”的橫向描述。總之，才奇、人奇、“數奇”在作者筆下是條絞織在一起的因果鏈，三者的互相推動過程也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劇命運過程。這就避免了將其悲劇命運歸之于個人的偶然因素，而寫出了那個社會中的必然結果。

揭示橫向關系的同時，作者還著意把握人物命運縱向發展過程，隨著人物命運悲劇的加深變換筆墨。徐渭并非天生就是一個瘋子。第一段傲視胡宗憲，說明他不屈己從人，品性耿介，其實質是對封建社會禮法等級的蔑視。第二段寫他“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雅不與時調合”，就使他這種品性進一步擴大，寫出他與整個時流的對立。即使如此，充其量也不過是書生式才人的疏狂。而這一切又都與“屢試輒蹶”、“不偶”、“不得志”的連蹇際運相表里。徐渭實在不夠乖巧，不懂得調整自己，隨俗從流。越不為社會容納，他越要表現出自己的憤慨與反抗，而越是狂言狂行，社會對他的打擊就越加劇。第三段集中筆力將這一因果推向高潮。“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終于真狂，抱憤以卒。從“不得志”到“憤益深”，劃出了他在社會步步壓迫下的思想軌跡，伴隨著這條軌跡的是，從疏狂到佯狂而真狂的狂的加劇。文長最初佯狂，有其具體原因。他受知于胡宗憲而被納為幕僚。胡在政治上依附嚴嵩，嚴嵩倒臺，胡亦被陷入獄致死。徐渭本已歷盡艱辛，恐受株連，欲以佯狂避害。他處于高壓之下，在大禍臨頭的恐懼中精神高度緊張，因而由假而真，假假真真。由此已不難見出當時政治黑暗的程度。而作者更將其“佯狂益甚”與“憤益深”聯系起來，不但道出他的狂是社會政治黑暗壓迫的結果，也暗示了狂同時也是反抗當時社會的形式。這樣寫就透過表面的避害動機，挖掘出了人物性格思想的內在原因。恐遭株連竟被迫去“佯狂”，如何不“憤”呢?而“憤益深”，則“狂益甚”，索性狂它個徹底。這就揭示出了他骨子里的反抗，正與其一向不與社會黑暗妥協的性格邏輯相吻合，于此可洞見作者筆墨入骨的深刻。

徐渭其才、其人、其“數”歸結到一點，都在一“奇”字上。正文中種種細節描寫，對比刻畫固然使他這一主導性格特征血肉豐滿，形象生動。但傳前小序的作用亦不可忽視。如果將那段小序只看成作傳緣起的交待，實在埋沒了作者的苦心。讀《闕編》時連連的“驚躍”、“急呼”、“讀復叫”、“叫復讀”，寫自己的興奮，烘托的則是徐文長。徐文長尚未露面，那“奇”已通過作者的驚奇劈面逼來。先聲奪人又盤馬彎弓，暗設懸念以逗引讀興，從而為正文蓄勢。看來作者并非只傾重民歌的自然真率，于說部三昧亦并不陌生。這小序正同傳文相映成趣。

寫什么和怎樣寫客觀上揭示了社會政治黑暗到了怎樣的程度。作者之所以這樣寫，首先在于惜其才，悲其遇，也憤其世。傳末贊詞中“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一語，可見其心。所以，它既是為徐文長傳神寫照的傳，又是揭露黑暗的憤世之作。至于末尾贊詞中“永陵英主”、“人主悅”、“人主知有先生矣”幾句，不過是烙著時代印記的套話和為著避害遠禍的敷衍語，不必認真作數的，文章本身的事理邏輯更能說明問題。即使這幾句對文長在天之靈的勉強勸慰，似乎也不無機鋒： 既然“人主知有先生”，何以一任先生困厄偃蹇乃至于斯?

然而，惜才、憫人、抒憤尚不能窮盡“為什么”這一問題的底蘊。作者對文長才奇與人奇淋漓筆墨，更由于“奇”的內容與自身的契合。前文提到，作者對徐渭的不同才能多有觸及，而尤對其詩文創作出以重筆。作為公安派首領，作者創作上標舉”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提倡“任性而發”，“從自己胸臆流出”的真詩，反對七子模擬剿襲、步趨前人的復古潮流。而徐渭的詩，外受動于“恣情山水”、“窮覽朔漠”的種種經歷，內發之于胸中“勃然不可磨滅之氣”，故所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一句話，是其個性精神的真實寫照，全然是作者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產物。而文長“不與時調合”，對“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皆叱而奴之”，又與作者排擊七子同一立場。張揚其才而首推詩文，正是二者才奇上的契合點。文長傲視權貴、孤行癖舉種種狂的本質，在于以堅守個性構成對封建禮法的反叛。作者也是大力揄揚個性解放，呼喚純真自然的人生，反對虛偽的綱常，亦曾有過程度不同的放浪形骸的疏狂，這又是二者在人奇上的契合點。對這樣一位志同道合者，作者惜才，悲人，抒憤，其深層機心，乃在為同道也就是自己一派張目，這才是“為什么”這一問題的全部答案。知道了這一層才會最終懂得“寫什么”和“怎樣寫”的根本原因，也才能體會到文章之所以寫得如此聲色動人的原委。同情、悲憫、憤恨溢于楮墨，皆在于心會神交的情感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