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魏晉南北朝文·曹丕·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 “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①。”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②孔融文舉，廣陵^③陳琳孔璋，山陽^④王粲仲宣，北海^⑤徐幹偉長，陳留^⑥阮瑀元瑜，汝南^⑦應玚德璉，東平^⑧劉楨公幹： 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⑨。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⑩，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⑪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⑫，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⑬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己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⑭;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⑮，周旦顯而制《禮》^⑯，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⑰ 思。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⑱ ，成一家言。



〔注〕① 下筆不能自休： 下筆沒完沒了。這是笑其為文冗長，缺少剪裁。② 魯國： 在今山東西南部。③ 廣陵： 今江蘇省江都縣。④ 山陽： 今山東省鄒縣。⑤ 北海： 今山東省壽光縣。⑥ 陳留： 今河南省開封縣。⑦ 汝南： 今河南省汝南縣。⑧ 東平： 今山東省原東平縣。⑨ “咸以”二句： 意即謂他們都能各逞其才，各不相讓。⑩ 齊氣： 古代齊國其俗文體舒緩，言徐幹為文亦染有這種地方習氣。⑪ 張、蔡： 東漢張衡、蔡邕。⑫ 理不勝辭： 指詞美而理不足。⑬ 揚、班： 漢代揚雄、班固。⑭ 檢： 法度。⑮ 西伯幽而演《易》： 相傳周文王姬昌被紂拘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成書。西伯，謂西方諸侯之長。紂嘗賜文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⑯ 周旦顯而制《禮》： 姬誦即位為周成王，年幼而由叔父周公姬旦攝政。相傳周公曾依據周的官制而作《周禮》。但據后人考證，《周易》與《周禮》的成書，大致都要在春秋末期和戰國年間。⑰ 加： 轉移。⑱ 著《論》： 徐幹有《中論》二十二篇，今存二十篇。



《典論·論文》是曹丕的專著《典論》中的一篇。《典論》一書，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共有五卷。《魏志》載明帝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曾將它刻石立于廟門之外和太學，凡六碑。清嚴可均《全三國文》考證： “唐時石本亡，至宋而寫本亦亡。”只有《自敘》見載于裴松之注，《論文》見收于《文選》而能完好無缺。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贊述太子表》，知成書尚在為太子時。又觀《論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話，可見成書已在漢獻帝建安末期。然而這時事實上曹丕的文學時代已經開始了。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曾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那么，曹丕寫的《典論·論文》，可以說是文學自覺時代中文學批評的自覺表現了。

在這以前的文學批評，最早的只有片言只語，如《論語》中孔子的論詩。稍后，或則裒輯成篇，如衛宏的《毛詩序》;或則限于一篇一書，如班固的《離騷序》、王逸的《楚辭章句》諸序等。而能較廣泛地對當時的作家做出比較評論的，不能不推曹丕這一篇為最早了。

這篇“自覺的”批評中涉及了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大都是“自覺”而得的，如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審己度人、體裁不能兼善、七子評價、文章本末、文章功用以及怎樣來完成千載之功等問題。文章不長，但涉及的問題卻很廣泛。那么，其中究竟哪個問題才是主要的呢?

對此，古往今來，論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語破的的莫過于五臣中的呂向了，他說： “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什么才是文章之體呢?按照曹丕的看法，這“體”字似乎包含有本末兩層意思。他以為： “夫文本同而末異”。“本”即是指“體氣”。他說：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這是分而言之，為“主”即是為“本”。又說： “孔融體氣高妙”。這是合而言之。以氣和體氣論文，即創于曹丕，指的當是作家特有的風格表現。這種風格表現，于社會習尚、師承關系及作家的個人素質都有一定的關系。從他所說“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來，則似以素質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體裁。體裁之異即在：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上》曾說： “后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這些不同的體裁，經過兩漢的繁榮與發展，經曹丕提供了大量觀摩比較的實例，使他對它們各自的規律有了較多的認識和體會，為他的“四科八體”說的提出創造了條件。就當時的時代水平來說，在體裁特征的藝術把握上，曹丕的這篇文章，已可說是獨具只眼的概括總結了。

在曹丕看來，知道了“本”和“末”的異同，自然就能審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的惡習，也自然能對當代作家的長短作出恰當和公正的評論了。他所評論的與他同時的“建安七子”，總的來說，是“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的。這就是說，他們都同樣有學問，有創造才能。而且“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但這是不是說他們之間只是各有短長，不能軒輊呢?表面上看來，好像的確是如此，可是如果我們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會覺得這里面大有玩味之處了。

有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說曹丕獨重徐幹之文，對孔融則說他“‘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不免有些微詞了”，似乎把孔融貶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細按一番，恰好與此相反： 在七子中，他對孔融的評價最高;其器重徐幹，卻有著另外的原因。

先說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張“文以氣為主”的。在論氣中，徐幹則“時有齊氣”;應玚則“和而不壯”，劉楨則“壯而不密”;《與吳質書》中又說： “公幹時有逸氣，但未遒耳。”王粲呢?同書中曾“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論這些人的體氣，都有不足之處;而唯獨對于孔融，說他“體氣高妙”。試問還有哪個褒詞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這個詞!何況曹丕在將七子中的一些人與古人相比時，于王粲和徐幹，只說他們寫得好的辭賦“雖張、蔡不過也”;而于孔融，則稱他“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我們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張衡和蔡邕，在文學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揚雄和班固的。從曹丕的比擬里，我們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從《后漢書·孔融傳》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等語，更可得一佐證。由此可見，曹丕說孔融“不能持論”，不過是指其于“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幹之只擅詞賦，“然于他文，未能稱是”;比之陳琳、阮瑀之只有章表書記為雋;則孔融之兼善者還是較多的。這樣看來，怎能說曹丕對孔融獨有“微詞”呢!

再說徐幹。《典論·論文》末尾特別提了他一句，在《與吳質書》中，議論得尤多：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此子為不朽矣。”由此則可以看出，曹丕對當時一般的“文人無行”頗感不滿(在這一點上他可沒有“審己度人”)，而認為徐幹的人品卻是值得贊美的。對于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為敬慕。我們知道，處于社會動亂，經學衰微的魏晉之際，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說的風氣是非常盛行的。曹丕于此一直心向往之，故于徐幹的《中論》，一提再提。也正是這種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論》之作，而這與他從“文以氣為主”的藝術角度來評價徐幹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這兩相混淆起來，于是產生了以為曹丕對徐幹藝術評價最高的錯覺，而忘記了《典論·論文》早就說徐幹和王粲于詞賦外，他文皆“未能稱是”這一主要的論斷了。

從曹丕的論“體”里，我們可以理解到，他所說的雅、理、實、麗等，都是體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說的清、濁、和、壯、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體氣之性。其中，清和濁是先天素質所形成;和與壯，則既有先天又有后天的成分在。齊氣和不密、未遒等，則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以通過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壯而不密的劉楨要比和而不壯的應玚為優;具有齊氣的徐幹亦得與體弱的王粲相匹。正是這種先天和后天，體氣和體裁的彼此交相影響，就形成了文人創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典論·論文》之論，由人及文，因為文是人的創作;由末及本，因為本唯由末以得見。由此再及于文之用。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說，曹丕論文章之用，也不過是從《左傳》“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題引申來的，其中并沒有多大新意，這大概算不了什么“自覺”吧?誠然，在春秋以后，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也提到“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思垂空文以自見”，但都沒有像曹丕那樣把被揚雄說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的詞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中，這難道不算是一種大膽的突破嗎?

近代章炳麟《國故論衡》中有一篇《論式》，謂魏、晉之文： “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從《典論·論文》的結構、層次和表現藝術來看，它既不晦澀難明，又不浮泛詞費，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而且又能說得很有分寸，說得美好，誠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后我們還要指出： 知道“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的道理后，是否“文人相輕”的習氣，就可完全改變過來了呢?那又未免把這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在曹丕那個時代，也許可以這么說，可是后來當知這里面還有許多曲折和復雜的因素，諸如社會方面的派別問題、文藝思潮、人生觀、世界觀、藝術觀、個人愛好等等，都會有很大的關系。這是知人論世者不能不加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