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宋金元文·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后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①，當秦、隴之襟喉^②，而趙、魏之走集^③，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 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④也。

方唐貞觀、開元^⑤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馀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⑥，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馀處矣。予故嘗曰： 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⑦，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注〕① 挾： 挾恃，憑借。殽(yáo 搖)： 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寧縣北，位于函谷關東端，地勢險要。澠(miǎn 免)： 即澠池，在今河南省澠池縣西，古代九塞之一。阻： 險阻。② 秦、隴： 今陜西、甘肅一帶地區。襟喉： 衣襟與咽喉，比喻要沖之地。③ 趙： 今河北南部、山西東部、河南北部一帶。魏： 今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一帶。走集： 邊境上的壁壘。④ 候： 征兆、跡象。⑤ 貞觀、開元： 分別為唐太宗、唐玄宗年號。⑥ 五季： 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酷： 酷烈的戰爭。⑦ 治忽： 治理與怠忽，指國家的安定與荒亂。

洛陽園林，在宋代號稱“天下第一”(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四語)。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就是一本記述洛陽名園的專著。其中共記名園十九處，如富弼的富鄭公園、董氏的西園和東園、王開府的環溪園、安公的叢春園等等。這些園林，都屬于僧寺或達官富豪，無論在規模和風景方面，均足令人贊嘆。作者在記述這些園林之后，忽又發表了一通有關國家興衰的“大道理”(即本篇)，這就使人“恍然大悟”： 原來作者之所以要為那些名園“立傳”，其真正目的是要從中引出歷史的教訓并用以警戒后人。證之宋代古文家們“文以明道”的文學主張和李格非本人“文不可以茍作”(見《宋史》本傳)的寫作態度，可知這篇《書后》，實是一篇借史鑒今的嚴肅的政論文。

文章的結構實很簡單： 第一段提出“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第二段進一步提出“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故又在此基礎上揭示“《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的“文不茍作”的寫作目的;第三段則由古及今，批判當朝公卿大夫的享樂風氣。全文行文簡潔而推理嚴密，具有很強的邏輯說服力與鮮明的現實針對性。

不過，或許有讀者會提出這樣的疑問： “天下之治亂”，難道非由洛陽的盛衰才反映出來嗎?而“洛陽之盛衰”，又為什么非要由其園林之興廢才表現出來呢?這就牽涉到本文“以小及大”、“見微知著”和“因典型而明全局”的論證角度與推理方法。

照理，天下大亂，受害之處必不止一處。然而作者卻斬釘截鐵地說：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這里，作者提出了兩個有力的論據： 第一是洛陽的特殊地理環境(古人認為它地處“天下之中”)決定了它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是一個關系到全局性軍事形勢的戰略要沖;第二是洛陽的歷史告訴人們： 從東周到五代，先后有九個王朝在此建都，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免不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洛陽之戰。提出這樣兩條強有力的論據，人們就不得不同意作者的結論： “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盡管人們也同時意識到， 除了洛陽也還有其他軍事要地的情況與它相似。

其次，洛陽的盛衰也自有其多方面的表現，作者卻緊緊抓住“園圃之廢興”來考察，這就是一種“因典型而明全局”的論證角度。他舉出唐五代的例子作證： 當貞觀、開元的所謂“盛世”時，洛陽的園林館舍不止有千家之多，而等到唐末五代戰亂紛起時，這些園圃卻都化為灰燼。這就證明園圃之廢興與洛陽的盛衰乃至整個國家的治亂之間，存在著一種“見微而知著”的聯系。至此，作者自然有理由得出又一個結論： “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廢興而得”。

明乎上述論證角度與推理方法，我們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名園記》之作決非“徒然”，而實有其現實的針對性：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這樣就“卒章顯志”，亮出了自己真正的寫作意圖： 借古鑒今，批判現實。其“警世”的語氣是十分嚴厲和深沉的。

可惜的是，北宋后期的統治集團卻正好重新走進了本文所指出的“唐之末路”，由享樂荒淫而導致覆國。對于他們在洛城所過的狂游生活，只消舉出當時人朱敦儒的一首詞就可知其一斑： “故國當年得意，射麋上苑(按： 洛陽為北宋西都，故有‘上苑’)，走馬長楸。對蔥蔥佳氣，赤縣神州。好景何曾虛過?勝友是處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斷狂游。”(《雨中花》上片)可是，就在他們“詩萬首，酒千觴”，“且插梅花醉洛陽”(朱敦儒《鷓鴣天》)的“狂游”之際，金兵的鐵騎卻動地而來，終于一舉攻陷了汴京和洛陽，使得北宋因之亡國。十年之后，“曾是洛陽花下客”的一位著名詩人陳與義，就用哀婉的筆調，寫出了對于洛陽故都的深切悼念： “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看牡丹。”(《牡丹》)牡丹原是洛陽的“花王”和驕傲，李格非在《名園記》中就特別加以記述： “洛陽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至花時張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煙火游之。”而至靖康之變以后，恐怕就如本篇所描繪的五代亂世那樣，“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矣。這預言，竟不幸而被北宋亡國的慘痛歷史所再次證實，人們對此也僅能重新發出本文所嗟嘆的“嗚呼”二字來表示其萬千感慨!作者能在號稱“太平盛世”的徽宗朝，尖銳地揭露掩蓋于表面繁榮下的深刻社會危機，并預見到公卿大夫的享樂必將導致亡國，這就不能不使人驚嘆其識見之深遠和文筆之犀利。南宋初期流寓江南的洛陽人邵博在亂后重讀《名園記》，就曾為之痛哭流涕，并在其《聞見后錄》中特意重錄了此記，由此亦可見出它的深刻預見性和現實針對性。本文作者除《名園記》外，著述俱已散佚，但僅從這篇《書后》來看，他已不愧是位關心國事的有識之士和筆力“陵轢直前”(《宋史》本傳語)的古文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