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公養馬復養鶴，率性無機多脫略。

天生支公與凡異，凡情不到支公地。

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卻下人間寺。

道家諸子論自然，此公唯許逍遙篇。

山陰詩友喧四座，佳句縱橫不廢禪。

“支公”，名遁，字道林，為東晉著名僧人。他在25歲出家后，主要活動在浙江、蘇南一帶，晚年曾被晉哀帝召往京師講《道行般若經》，弘揚佛法三年。作為般若 (梵語，猶言 “智慧”，或解釋為脫離妄想，歸于清凈)學六家之一的代表人物，支遁曾致力于把早期佛教一直追求的 “內心澄靜”境界與老莊玄學中“自然適意”的處世之道糅合在一起，從而為禪宗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皎然的這首七言古詩正從各個方面贊揚了支遁任性自由、無拘無束的高人逸趣。

“支公養馬復養鶴，率性無機多脫略”二句開門見山，描摹出了支公任性無拘的高人風致。據《高僧傳·支遁傳》傳載：“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 ‘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后有餉鶴者，遁謂鶴曰： ‘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乎？’ 遂放之。”從這里可以看出： 支遁養馬，是因為 “愛其神駿”; 放鶴，則是不忍讓“沖天之物”淪為“耳目之玩”。很顯然，這些地方都充分顯示了支公的不同凡響之處。事實上，作為一個醉心于般若學的高僧，支遁佛教信仰的歸宿便是：“馳心神國”。他在《阿彌陀佛像贊并序》中就具體描繪過這種“神國”的景象。在那片 “神國”的樂土上，人們再也找不到世俗社會中那種王制班爵的等級制度，男女老少都極為清凈，人人都按佛教教義生活在莊嚴宏偉的館宇宮殿和瑰麗奇幻的苑囿池沼中。置身于其中，人們自然會摒絕一切世俗之情，用詩人的話來說，正是所謂 “凡情不到支公地”。

“得道”以下四句，皎然用夸張的手法寫出了支遁的天心聰慧，并強調指出了他在糅合老莊玄學與佛學方面的獨到建樹。據說支遁“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卓焉獨拔，得自天心。” ( 《高僧傳·支遁傳》)正是憑借著這種聰慧的天資，支遁才在佛學和玄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相傳，支遁早年曾借注《莊子·逍遙游》的方式，闡發了一種 “圣人乘天正而高興，游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的無拘無束的人生哲理。當時東晉的文人士大夫聽完支遁的這番高論后，莫不嘆服他的 “標揭新理， 才藻驚絕” ( 《高僧傳·支遁傳》)。

支遁不僅在佛學和莊學方面具有極高造詣，而且頗具文學才華。除了草書、隸書聞名于世之外，他還經常寫詩抒發自己的情感和志趣。晚年移居山陰 (今浙江紹興) 之后，他往往在講經之余結交大量詩友，像當時著名的詩人王羲之、孫綽、許詢都曾經是他的座上賓。正因為支遁在與詩友結交酬唱的過程中既留下了不少清辭佳句，同時又能保持佛家的內心冥寂，所以皎然才稱之為 “山陰詩友喧四座，佳句縱橫不廢禪”。

總之，皎然的這首七言古詩以十分靈活自如的形式，傳神地刻畫出了支遁這位東晉高僧的飄逸之姿，字里行間洋溢著一個佛門弟子對老前輩的崇敬、仰慕之情。當然，皎然描寫的實際已不是當年真實的支遁，而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支公”。也就是說，他是以后代禪僧心目中的理想僧人的 “人格形象”來刻畫摹寫 “支公”的，實際上這種描寫也正是皎然自己理想生活的外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