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溥《五人墓碑記》原文與翻譯、賞析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①，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②，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③。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 獨五人之皦皦^④，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⑤。吾社之行為士先者^⑥，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⑦，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而撲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⑧，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⑨。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 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⑩，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¹¹⁾。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¹²⁾，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¹³⁾，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夫! 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¹⁴⁾，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¹⁵⁾，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詔紛出⁽¹⁶⁾，鉤黨之捕⁽¹⁷⁾，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¹⁸⁾。大閹亦逡巡畏義⁽¹⁹⁾，非常之謀⁽²⁰⁾，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²¹⁾，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²²⁾，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²³⁾，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²⁴⁾，贈謚美顯⁽²⁵⁾，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²⁶⁾，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²⁷⁾，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²⁸⁾。

賢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²⁹⁾。

【鑒賞】 張溥的 《五人墓碑記》，反映了明代末年發生在江南的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明末的宦官集團，掌握朝政，專權暴虐，誅戮異己，殘害忠良，欺壓百姓。宦官魏忠賢自封為 “上公”，結成閹黨，殺戮大臣，無惡不作，政治處于黑暗的深淵。這激起了正直知識分子——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人的指斥和反對，由此遭到魏忠賢閹黨的殘酷迫害。蘇松巡撫周起元因事觸犯魏忠賢竟被撤職，當時在蘇州的東林黨人周順昌就寫文章送他，斥責閹黨; 另一東林黨人魏大中被捕，路過蘇州時，周順昌為他餞別，在席間大罵魏忠賢。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派緹騎到蘇州逮捕周順昌，這激起蘇州市民和一些知識分子的公憤，他們與捕差發生武力沖突，并擁進官衙，打死一名旗尉，巡撫毛一鷺躲進廁所得以身免。事后為首的五人被害。不到一年，閹黨失敗，蘇州人士為了紀念五位死者，合資安葬了他們。作者懷著崇敬和激動的心情寫了這篇碑記，記敘了這場斗爭的經過，頌揚五人英勇不屈、大義凜然的可貴品格，斥責閹黨禍國殃民的罪行。

本篇內容可分為四段： 第一段點明五人墓的緣起; 第二段敘述當時五人死義的情形; 第三段論說五人之死有關大義; 第四段贊五人死義，榮于身后，遺愛人間。

文章一開始從五人的死與葬寫起，突出了死與葬的不同時，其間 “十有一月”，作者緣此宕開一筆：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 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以此設問，促人深思，也使文章徐徐引入正文。到第二段敘述五人死難的情形，便展開文筆，寫吳人的見義勇為，寫五人的慷慨就刑、“談笑以死”，寫地方賢士感于大義而買頭合尸的經過情形。這段敘述是碑記中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礎上，文章又過渡到第三段，議論五人之死的意義。在閹黨橫行，冤獄遍布的形勢下，五人能 “激昂大義，蹈死不顧”，“四海之大，有幾人歟?” 閹黨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不敢復有株治”，且 “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這些都與五人的作用分不開。作者對五人之死的意義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段，以五人的 “激于義而死” 與 “高爵顯位”們 “辱人賤行” 般的生相比，闡明了死與生之大義，二者孰輕孰重，涇渭分明。若五人之死，重于泰山，有益于社稷，就要 “榮于身后”，亦是 “獨五人之皦皦” 的答案。為突出五人的高大，行文極盡輾轉褒揚之妙。

本文在藝術上有三個特點值得借鑒。

首先，作者成功地運用了敘議結合的手法。既敘且議，事約理明，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使主題鮮明突出，行文富于變化。于記敘的同時，也點明了事件的意義，從而使死難人物的行為和品格升華到很高的境界，有助于加深讀者的認識和理解，便于傾注作者的愛憎感情，也使文章具有難以辯駁的說服力和感人的藝術力量。敘議結合，在文中也表現為變化多樣。一種是敘中帶議，敘述時帶出議論，涉筆成理，過渡自然。如開頭一段中就死與葬之間有十一個月而發的議論，與敘述榫接無罅，突出了五人的死非比尋常。再有敘后發議，即在敘述的基礎上，集中議論。如 “嗟夫”之后的一大段議論，即是在五人就義的敘述之后，它可以伸作者的觀點，針對性強，表明五人之死確 “有重于社稷也”。還有一種是夾敘夾議，敘議交錯，銜接緊密。這在文中最多見，使通篇事與理互見，事不板滯，理不空乏，結構上疏密合宜，行文更覺振宕有致。正是由于作者極富匠心地運用敘議結合手法，才使這篇碑記更富深刻的思想意義。

其次，本文還反復運用對比反襯手法，來突出五位義士死的光榮，生動而鮮明。先用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來作反襯，可推知在當時人眼中，五個市井細民、草野之士生前是完全不能與他們比的;但五人仗義犧牲，其身后榮盛，遠遠超過他們 “湮沒不足道”的死。文中還用縉紳的辱人賤行來反襯五人的激昂大義，用高爵顯位的逃亡和佯狂的丑態來反襯五人之死有重于社稷，這就更顯出五人的高尚和不凡。最后把魏忠賢的不敢株治和他的投繯道路，與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威力和重大影響對比，就更突出五人的光榮和不朽。

再次，本篇文字遒勁凝練，質樸雄健，鏗鏘有力;句式長短變化，參差錯落，文情極為跌宕。這樣的語言與本文所記事件的悲壯和作者感情的激昂十分協調統一，達到了文情與聲情并茂，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當讀到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這樣的句子，眼前似乎出現五人英勇就義的場面，形象生動，使人歷久難忘，這樣的文字不僅在碑記中少有，即使在傳記文中亦當屬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