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校】

手稿本，“妝束”作“裝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數句，手稿本作“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無詞之嘆也”。



“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是王國維文學評論的重要主張之一，是衡量古今詩詞的基準。“戲曲之作，實亦古詩之流”(王國維《曲錄自序》)，因此他的《宋元戲曲史》也衡此標準以論元曲。其中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說：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 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 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



與《人間詞話》此則所言，別無二致。言情、寫景、述事，都屬于藝術表達的層面，它們都建立在“所見者真，所知者深”的基礎上，“見”和“知”，是指詩詞作者作為純粹的認識主體，深入其境，對對象進行審美的直觀，透過個象而達到對本相的直觀領會。境界呈現于吾心以后，才有如何“言情”、“寫景”、“述事”等問題。



“寫情沁人心脾，寫景豁人耳目”，是傳統詩文理論的固有思想。陸機《文賦》說創作過程“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情感越來越鮮明，意象越來越明朗。劉勰《文心雕龍》所謂“隨物宛轉”(《物色》)、“怊悵述情”(《風骨》)等說法，都是說表現外在景物盡可能地貼切逼真，表達內心情感努力做到深摯親切。李漁《窺詞管見》說：“作詞之料，不過情、景二字，非對眼前寫景，即據心上說情，說得情出，寫得景明，即是好詞。”

分開來說，寫景，歐陽修《六一詩話》述梅堯臣論詩語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可以借此解釋王國維所謂的“豁人耳目”，也即所寫之景，是感性直觀的對象。

寫情，沈謙《填詞雜說》：“詞貴于移情。‘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制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惝恍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能令讀者有身歷其境惝恍迷離的移情之感，就是沁人心脾的境地。王國維說“言情也必沁人心脾”，除了寫情明朗真切外，另一層含義是詩詞寫出人類的共同情感，因而能夠在不同讀者中產生共鳴，獲得沁人心脾的效果。王國維《苕華詞又序》說，真正的大詩人，“又以人類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只有超越一己之私，上升到對人類普遍感情的揭示，詩詞才能給予人們以心靈的慰藉。天才的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于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為之發揚而不能自已”(《人間嗜好之研究》)，這才能真正做到沁人心脾。

王國維又說：“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也就是說詩詞之語言，應該明白如話，親切自然。這與他尚自然的文藝觀念是相一致的，可謂之“自然語言觀”。此前，李漁《窺詞管見》論詞之語言表達說：



作詞之家，當以“一氣如話”一語認為四字金丹。“一氣”則少隔絕之痕，“如話”則無隱晦之弊。……“如話”則勿作文字做，并勿作填詞做，竟作與人面談。又勿作與文人面談，而與妻奴臧獲輩面談。有一字難解者，即為易去，恐因此一字模糊，使說話之本意全失，此求“如話”之方也。



詩詞語言的“雅”“俗”問題，是宋元以降文論中的重要話題。很顯然，李漁是站在“尚俗”立場的。《仲雪亭詞論》也說：“作詞，用意須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頭。”“如在人口頭”，就是王國維所謂“脫口而出”、“如其口出”的意思。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說：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由是觀之，則元劇實于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于《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



這完全是從語言角度來評價元曲的革新意義。的確，宋詞、元曲，僅僅從文學語言學角度看，也是傳統文學發展的新階段，不避俚俗，通乎庶氓，實是“新文體”、“新言語”。而傳統士大夫對于這種“新俗”，有不少人是持抵制批評態度的，而王國維能給予熱情的肯定，贊其“足以當一代之文學”，真不愧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①。



〔注〕 ①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