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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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不能以題”作“不獨能以題”。“如觀一幅佳山水……可乎”，手稿本作“其可笑孰甚”。手稿本有數句：“詩詞之題目，本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誤以為美刺投贈，題目既誤，詩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見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遺其獨到之處，而專學此種，不復知詩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變其體格，如《楚辭》、漢之五言詩、唐五代北宋之詞皆是也。故此等文學皆無題。”作者自行勾乙。

詩詞是先有題后有詩，還是先有詩后有題?這關涉到兩種不同的創作機制。后代如奉和應制、贈答酬唱之類詩篇，一般是先有題后有詩，雖然未嘗沒有佳章，但多是“為文而造情”，相題而作，較多束縛。而早期的詩歌如《詩三百》、《古詩十九首》等，都是無題的，后代作詩通常的情況是詩成之后，始擬題目： 這類作品是“為情而造文”，是稱情而言，佇興而就的結果。

詞是一種和樂的詩，因此須有詞調。早期的詞，調即是題，如《花間集》中，《女冠子》則詠女道士，《河瀆神》則為送迎神曲，《虞美人》則詠虞姬。這就像最早的樂府詩，樂府詩所詠的內容與樂府詩題是一致的;后來漸漸分離，沒有意義上的關聯。北宋早期，有少數詞于詞調之外加上小題，如“感興”、“春思”、“春景”、“留別”、“乙卯吳興寒食”、“送劉仲原甫出守維揚”等，這些題目一般是交代時、地、對象，點醒意旨，是詞作成之后加上的。至蘇軾詞，有的補上小序，簡述作詞的情境緣由等，內容與詞本身絕不重復。至姜夔詞，不僅有題有序，且序也加長了。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批評說：“白石好為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復再觀，如同嚼蠟矣。” 至《花庵詞選》和《草堂詩余》，則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深為可憎。王國維這一則也是批評詩詞相題而作。偉大的詩篇，是對人生實相的直觀，揭示的是人類的普遍的感情，因此不應該設立題目，將讀者的欣賞限制于一花一草、一物一事。

關于詞“題”的問題，過去的詞話中也曾有相關論述，如清人先著在《詞潔發凡》中說：“茍情景融洽，則披文得貌，可探其蘊，亦不必一一有題。”后來，趙尊岳《珍重閣詞話》也說：“作詞貴將筆提空。若泥題為之，無論如何，必板必滯。”先著是從鑒賞角度說的，一首詞作成以后，如果作者之意旨并非過于隱晦，讀者可以“披文入情”的話，那么作者就不必要畫蛇添足，補上題目;趙尊岳是從創作角度說的，詞人創作應該是即物興感，稱情發興，不應該預先設置題目，自縛手腳。他們所說的，都有其合理性，值得與王國維的“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相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