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校】

手稿，四個“敝而”，原作“敝而后”，作者自行刪去“后”字。

“習套”，手稿本作“陳套”。“故遁”，作“故往往遁”。“以自解脫”，手稿作“以發表其思想感情”。

“始盛中衰”，手稿作“始盛終衰”。“后不如前”，手稿作“今不如古”。

“始盛終衰”，樸社本作“始盛中衰”，從手稿和《國粹學報》本改。

此則所言，是王國維文學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從文體論的角度揭示出一切文體都存在“始盛終衰”的命運。所謂“四言敝而有《楚辭》”云云，是基于《周易·系辭下》“窮則變，變則通”的歷史觀之上的。在王國維之前，顧炎武也曾談及這個問題。在《日知錄》里，顧炎武曾提出“詩體代降”的文學史現象：“《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卷二十一)王國維著意于文體之“敝”，顧炎武著意于時勢之“降”，是有相通之處的。

為什么任何一種文體都會生“敝”?王國維的解釋是，文體通行既久，文人染指遂多，形成習套，后來者即使是豪杰之士，若從事此文體創作，也難以擺脫這個習套。文體習套，是平庸者的溫床，卻是天才的陷阱，束縛住文學家標舉個性的創造精神。所以《人間詞話未刊手稿》里王國維說：“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文體一旦形成“習慣”、“習套”，其生命力就日益枯竭了。所以明萬歷年間的袁宏道疾呼：“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敘小修詩》)顧炎武解釋詩文之所以不得不變時說：“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這也是對沿襲既久，而產生的習套惰性的警覺，與王國維所論，值得并讀。

“始盛終衰”，不是悲觀的歷史沒落論。窮則變，一種文體之“衰”，恰好是在為另一種新文體的誕生、興盛孕育著土壤。當有“豪杰之士”覷定一種富于新機、哪怕還很稚弱的新文體，“以自解脫”，“自出新意”時，一個文學的新時代就到來了。所以，“始盛終衰”的文學史觀，體現出對創造力，對擺脫依傍、自我創新的精神的召喚。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當然，在王國維之前，焦循就說過“一代有一代之所勝”，對他有所啟發，但王國維此論更是他自己對于文學史現象的獨特總結。他研究戲曲，致力于元曲，對于明清戲曲以后評價偏低;研究詞，主要用心于宋人之詞，褒揚五代北宋而貶斥南宋，都蘊涵著“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和“始盛終衰”的歷史判斷。

“始盛終衰”中蘊涵的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于這個命題不可看得過死，南宋之詞、明清之曲，真的是“終衰”嗎?好像不能如此武斷。再拿小說來說，中國古典小說發展歷史漫長，從時間上來說，《紅樓夢》也算得上是古典小說史的“終”了，至少不是“始”，但王國維不是也稱贊它為“絕大的著述”嗎?

王國維的“始盛終衰”文學史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發生影響的。至少，從胡適的文學史觀念中可以尋繹出王國維的影子。胡適于20世紀20年代完成《詞選》之《論詞的起源》的初稿，曾送呈王國維，請他指正，足以說明胡適對王國維詞學研究的欽慕。在《詞選自序》中，胡適有一段話，幾乎就是王國維“始盛終衰”論的翻版：

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 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