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于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fā)于詩余，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校】

“唐季五代”，樸社本、《國粹學(xué)報》本均作“唐宋五代”。手稿本作“唐季五代”。查陸游《跋花間集》亦作“唐季五代”，從之改。

“然謂詞必易于詩”，手稿本作“然謂詞格必卑于詩”。

“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手稿本作“唐季五代之詞獨盛，亦由此也”。

“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國粹學(xué)報》本作“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此也”。



《渭南文集》中，陸游跋《花間集》，凡兩則。第一則說“《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指斥唐末五代的詞人不能挽救衰世，施實利于生民。這與王國維“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學(xué)家”的超功利文學(xué)觀是相違背的，故而王氏不錄。這里所錄陸游跋，是第二則，說唐末五代詩卑俗，而詞簡古可愛。王國維曾說：“詩至唐中葉以后，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對唐末五代詩詞的軒輊態(tài)度，與之相近，故而錄之。

而四庫館臣對于陸游此論不以為然。在《四庫全書總目·〈花間集〉提要》中辯駁說：



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xué)力有強弱。學(xué)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xué)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余。律詩降于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于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庫館臣之意是說，詩高詞卑，作詩比作詞更難，唐末五代人學(xué)力有限，故而作詩不及初盛唐，唯擅長較為容易的詞。對于此種解釋，王國維不能信服。他質(zhì)疑說：“謂詞必易于詩，余未敢信。”詞與詩，孰難孰易?的確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僅就音律來看，李清照《論詞》說過：“蓋詩文分平側(cè)，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比律詩更多限制，不見得就容易于律詩。實際上唐末五代以來的作者，或偏擅于詩，詞卻非本色;或偏擅于詞，詩則不工，各有所偏。

那么，到底“五代詞之所以獨勝”的原因是什么呢?王國維引用明末陳子龍(字臥子)的話來解釋。陳子龍所言，出自他的《王介人詩余序》。原文是這樣的：



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為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制者，類發(fā)于詩余，故其所造獨工，非后世所及。



陳子龍從他自己的文學(xué)觀念出發(fā)，對于宋詞之興給予合理的解釋，即宋詩“言理而不言情”，人的歡愉愁怨之情總是存在的，壓抑不了的，總是需要發(fā)泄的，于是通過詞這種形式抒發(fā)出來，造就了詞體之盛。但是，將這個邏輯推理擴展，去解釋五代詞之獨盛，是牽強的。因為唐末五代的詩歌并非“言理而不言情”。王國維似乎也看到這個推論的問題，故而有意刪去“其為詩也，言理而不言情”一句，突出強調(diào)“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是造成五代詞獨盛的原因，與他重視詞的抒情性，強調(diào)“不平則鳴”的文學(xué)觀念是相一致的。但是將“五代詞之所以獨盛”僅僅歸結(jié)為“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是牽強的。

其實，詞這種文學(xué)體制在唐末五代趨于興盛，應(yīng)該是多方面原因綜合的結(jié)果。一、 詞作為新興的詩體孕育于南北朝，產(chǎn)生于隋，成熟于中晚唐，有一個在民間孕育，由文人發(fā)展提升的過程。晚唐五代時，文人普遍愛好填詞，本來已顯示生機的詩體，在文人手中獲得極大的提高、升華。二、 晚唐五代從社會環(huán)境來說，是個特定的時代，城市商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市民階層的擴大，上層貴族縱情聲樂，文士生活的娛樂化，等等，都促使“詞”這種適應(yīng)城市文化消費形式的文體的興盛。三、 胡樂和華夏音樂相互吸收借鑒而形成的燕(宴)樂，隋唐以降日益流行，詞就是隨燕樂而起的一種音樂與文學(xué)相結(jié)合的藝術(shù)形式。此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總之，不是“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簡單一句就可解釋得了的。

詞在五代之“盛”，后世少有異辭。如宋人王灼《碧雞漫志》就說：“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卷二)但是，詞是否五代“獨”盛?實不盡然。這其實是王國維個人的詞史觀。他評批《詞辨》時說：



予于詞，五代喜李后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



在《人間詞話》的其他部分，王國維還說過“北宋風(fēng)流，渡江遂絕”; “唐五代北宋之詞，可謂生香真色”之類的話。很明顯，與他的“始盛終衰”文學(xué)史觀相一致，對于詞史，他稱賞唐末五代北宋詞，貶斥南宋詞，唯獨辛棄疾除外。王國維的詞作，也是與五代北宋為近。

放在清代的詞學(xué)史上來看，王國維這種尊北宋貶南宋的詞學(xué)觀，是獨特的，甚至是偏執(zhí)的。清代詞學(xué)多尊南宋，如朱彝尊就推崇姜夔，有“詞至南宋始工”的論斷，郭麐《靈芬館詞話》譽為“不易之論”。乾隆、嘉慶年間，浙西派主張學(xué)詞從玉田(張炎)入手，常州派強調(diào)從碧山(王沂孫)入手。清季詞學(xué)，王鵬運學(xué)碧山、東坡，鄭文焯學(xué)白石(姜夔)、耆卿(柳永)、朱祖謀學(xué)夢窗(吳文英)、清真(周邦彥)，況周頤學(xué)梅溪(史達(dá)祖)、方回(賀鑄)，基本上是取徑南宋。王國維則反其道而行之，對于被時人所宗奉的姜夔、吳文英、史達(dá)祖、王沂山、張炎，給予苛刻的貶斥。當(dāng)然，這只是王國維個人的品味愛好，不足以成為文學(xué)史定論。王國維論詞，更偏重于詞的抒情性特征，對于詞的音律技法較少關(guān)注。而詞呢，“北宋盛于文士，南宋盛于樂工”，在“藝”與“技”兩者之間的確各有偏擅，因此王國維的這種偏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聯(lián)系創(chuàng)作來看，王國維留下的一百余首詞，小令占絕對多數(shù)。“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朱彝尊《魚計莊詞序》)，這是歷代詞家的共同認(rèn)識，連朱彝尊都這么說，那么，王國維論詞偏好北宋，是很自然的。

不過，龍沐勛《研究詞學(xué)之商榷》引張孟劬語，說王國維“晚年亦頗自悔少作”。1925年，王國維答應(yīng)重新出版《人間詞話》時，給陳乃乾寫信，其中也強調(diào)“但發(fā)行時，請聲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如果真的存在這種“自悔少作”的心情的話，可能是晚年作為學(xué)者的王國維，覺得早年自己的詞學(xué)評論在南北宋詞的軒輊上，還是不夠?qū)徤鞯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