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你好。

來信敬悉。你詢問我怎樣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這個題目太大，一時無法說清。現在只能談一件很小的事情，那就是：我手中的這支筆。

記得，當我作為一個幼小的孩子，走在設在鄉村“祠堂”里的私塾，發蒙讀書的時候，首先要熟記住這些字：“××省××縣××鄉××里××村”以及自己的姓名。開宗明義講這一套，是出于老師的智慧，出于痛苦的經驗，也是出于鄉下人的強烈要求。因為在那暗無天日和兵慌馬亂的舊世界，隨時都可能有家破人亡的災禍落到頭上，隨時都可能把孩子丟掉，造成骨肉分離的悲劇。認識這幾個字，是生存的必要!接著，就讀《百家姓》和《三字經》。兩本小書，一支小楷筆，一支大楷筆，外加一個銅墨盒，母親就花去了五角錢。她凄涼地對我說：五角錢就是買半斗糧食的錢，要我牢記住這一切，并萬分珍惜筆墨。銅墨盒不易打爛，書本揉得卷起了角還得照常念，唯獨這價值幾分錢的毛筆，因為初學寫字，使用不得法，很快就磨禿了。為添置一支新筆，母親沒有少流眼淚!因此，直到現在，我看到自己的或者別人的不論什么樣的筆，都會引起一種痛楚而辛酸的回憶來!

我少年時代，看到別人胸前別著一支鋼筆——不管它是怎樣廉價的筆，都異常羨慕。一九三八年夏季，我到延安參加革命的頭一個月，組織上發給我一元錢津貼，我立刻就用六角錢買了一支“新民牌”鋼筆。我為此事，興奮得夜不能眠，而且對和我一塊兒學習的“抗日軍政大學分校”的幾位同學，談到上述的我少年時代為買筆而傷心的往事。不料，這件事讓我們連隊指導員知道了。他原系工農紅軍的營長，比我大五歲，年僅二十二，可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堂堂一表的軍人。他在我們這些剛參加革命的青年們心目中，是傳奇式的英雄人物。一天傍晚，他約我到校外的田間小道上去散步，他指著我插在胸前軍裝口袋里的鋼筆，說了許多熱情而含義深刻的話，要我把這支筆連同自己的心和生命，都獻給勞動人民和這個偉大的時代。這些話，幾十年來一直雷鳴似地在我耳邊轟響著。

那支普通的鋼筆，陪同我度過了幾年艱難的歲月。后來，在戰爭中因敵機轟炸，我撲倒在地上躲避炸彈，把它壓得粉碎。我像看到戰友犧牲一樣，熱淚滾滾而下!更可傷痛的是，那位第一個教導我認識筆的意義的指導員，也在抗日戰爭中期把自己的滿腔熱血澆灑在華北平原的土地上了!

一九四一年底，我在農村工作了幾年，回到延安，在延安大學里學習了好幾年，這幾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殘酷的戰爭，敵人的封鎖，以及饑餓、窮困和傷寒病都在折磨人，可是大家還是生氣勃勃，斗志昂揚，理想之火在胸中熊熊燃燒;叫你上前線殺敵，便爭先恐后地打起背包就走;叫你留在后方學習，那就艱苦而勤奮地苦讀，以便充實自己，準備隨時聽候人民的召喚。那時，人們學習都用的是自造的黑而厚的馬蘭紙;發給每人一包紫色顏料，用來合墨水;另外還發一個從國民黨統治區或敵占區搞來的鋼筆尖。至于筆桿呢?全是自己制造的。我用南泥灣運來的質地堅硬的木頭削了個很精致的筆桿，然后把筆尖用線緊緊扎在上端。這就成為在那艱難時代伴隨我的武器。當同學們稱贊這支筆時，我卻默默不語，因為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位早已離開人世的教導我認識筆的意義的指導員!

一九四七年三月，保衛延安的戰爭開始之后不久，我被派到部隊上，作隨軍記者，就一直帶著這支自制的筆和二寸長的一截“化學鉛筆”。在子彈紛飛的陣地上，或者在急行軍后的午夜里，我在膝蓋上，或者爬在老鄉的鍋臺上，把血與火的時代給予我的種種印象，把自己的歡樂、悲痛、激情和思索，通通記錄在那些戰爭年月特有的大大小小的紙張粗劣的本子上。這樣，從我個人所能接觸到的角度，為整個西北解放戰爭，作了較詳盡的記錄。近日，我的朋友幫助我抄寫這部戰爭日記，有的字比一粒米還小，以致她用五倍放大鏡看，有時還看不清楚。

一九四八春季，我們度過了戰爭最艱苦的階段，從內線打到外線，從苦焦的陜北山區打到渭河以北富庶的高原上。一天，部隊打了勝仗，我們住在合陽縣百良鎮附近的一個農村里，大家歡欣鼓舞，歌聲響徹云霄。我們的旅政治委員——英勇善戰的長征干部——楊秀山將軍，也和我們一樣沉浸在歡樂里。他身邊圍著許多人，都爭相和他談話。此時，他突然聽同志們說我一直用蘸水筆寫文章挺困難，就以軍人特有的雷厲風行的作法，立刻把旅供給部何部長叫來，說：“寫文章的人，用那樣一支筆怎么行?你一定要給老杜搞一支好筆。”這位長征干部何華章同志，真是神通廣大，他奉命之后硬是千方百計地給我弄來一支嶄新的“金星鋼筆”。楊秀山將軍把這支筆交給我的時候，并沒有說什么話，但是我從他那堅定明敏而充滿智慧的眼睛里，看出了那熱烈而殷切的期望。我回到旅政治部，這件事一下子便傳開了。我們的政治部主任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這就是《保衛延安》一書中作為團政治委員的“模特兒”的那位可敬的同志)，他看到這樣一支難得的筆，高興了，把筆拿到手里看了好半天，然后像詩人來了靈感似的，大筆一揮，在我的本子上寫了一行字：“一支鋒利的筆，相當于一個精銳之師”。在場的同志們，相顧大笑。及后，這支筆就一直跟隨著我，走遍了西北五省的大部分地方，我用它寫了許多筆記和數十萬字的文章。一九四九年年底，我隨軍轉戰萬里，到達帕米爾高原之側的喀什噶爾城時，便開始寫《保衛延安》，還用的是這一支筆，一口氣寫下了百萬字的草稿。可是，十年浩劫中，我的許多寶貴的書籍和這支我視若生命的筆，全都失去了。我毫不覺得可惜，因為在那樣的年月，一支筆只能用來“交代”自己的“罪行”。這除了使人屈辱和痛苦，還能帶來別的什么?話雖如此，可是，自從失掉筆之后，仿佛生命凋謝了，心靈枯竭了;作為中年人的我，變得步履艱難，如同垂暮之年的老朽……打倒“四人幫”之后，我買了一支幾毛錢的鋼筆，繼續我的文學事業。買一支筆是容易的，但是要使自己的枯竭而傷痕斑斑的心靈恢復活力，卻需要頗長的時間。好在人民和時代，賜予我們的東西很多，使我能像死而復生的人似的開始邁開腳步。我還是筆耕為生，不同的是：當我每次拿起這便宜的筆寫作時，許多人和許多事，就以不同往昔的意義涌現在我的腦際，幾個歷史時期和幾十年的生活也一齊以不同于往昔的意義顯現在我的眼前。我時常凝視著手中的筆長嘆——偉大的時代賦予我的精神財富固然不少，而曲折的歷史使我喪失的東西也是很多的。但是，撫育了我的中國人民，交給我的筆我永遠不會放下;它給予的崇高信念，也是牢固地根植于我的心中，這使我有勇氣鼓勵自己不斷地歌唱，不息地前進;使我有勇氣和自己的弱點搏斗，和疾病搏斗，和種種背離黨的宗旨的邪惡的東西搏斗。

筆，作家手中的筆，人人手中的那支筆，都是來之不易呵!我們生活中任何美好的東西都是來之不易的，對這一切，我們都要萬分珍惜它。這些話，可以看作是我對你這樣年輕的朋友的贈語，也可以看作我對黨和人民的真摯的心聲。

年輕的朋友，新的歷史時期最需要的就是那種和黨和人民心連心的人。這樣的人越多，我們戰勝困難的力量就越大。

“振興中華!”這才是最鼓舞人的壯麗言語。在這紀念黨的六十周年誕辰之際，讓我們共同勉勵，滿懷信心地前進吧!

1981年5月于西安

(1981年《陜西青年》第7期)

賞析這篇隨筆是作家杜鵬程采用書信體的形式寫成的，因此它首先具有書信體的鮮明特點：親切、質樸、動情。

先說親切。全文用第一人稱“我”娓娓道來，有如朋友促膝，坦誠見心。在這里，作家把自己和讀者完全置于同等的地位，因此他彈撥記憶里的每一根弦，都能在讀者心中引起共鳴。其次說質樸。從結構上看，全文采用的是順敘的敘事方式，加之行文樸實無華，如道家常，令人感同身受，平實中見淳樸。再說動情。動情是書信體寫作的突出特點。本文所以采取順敘而并未給人以呆板、沉悶、平鋪直敘的感覺，原因正在作家始終緊緊地圍繞“我這一支筆”展開敘述，情熾似火，炙人肺腑。這篇隨筆不以辭采取勝，不以結構稱奇，唯以生動、樸實、深情地敘事懾人，看似平易，實則難得。

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筆，清約中見豐厚，細微中蘊宏思，是這篇隨筆的又一顯著藝術特色。行文一開始，作者就提出“大題目”與“小事情”的矛盾。在行文過程中，文章先以“小事”示人，關節處再從大處點化提領，自始至終緊扣“以小喻大”的主旨。例如，母親的叮囑、營長含義雋永的話、將軍高瞻遠矚的命令，特別是政治部主任“一支鋒利的筆，相當于一個精銳之師”的留言，等，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突出了這一支筆雖“小”，回答的卻是文藝與革命的關系這樣的“大”問題。

隨筆和小品都是文學家族中的“微雕”，在幾千字甚至千把字中，如何作到充實生動而又不泥于瑣細，深蘊哲思而又不落入空泛，是需要頗費一番匠心的。這篇隨筆可資借鑒的另一個特點是，典型細節的選擇。作家從漫長的回憶中，沿時間順序截取了六個片段，即：“發蒙讀書的時候”、“延安參加革命的頭一個月”、“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作隨軍記者”、“十年浩劫中”、“打倒‘四人幫’之后”。每一個時期，作家都遴選與“筆”有關涉的典型細節，極其簡約地進行敘述，大都點到為止，并不像敘事文體中那樣盡事描繪，竭力渲染。但由于細節的典型程度很高，所以文章留給讀者的想象空間就非常之大，加上“筆”這個激光束的強力關照，自然會產生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