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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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牖軒隨錄》選入此則，與上一則合并為一則。文字存在差異，作：“詞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宋初晏、歐諸公皆自此出，而《花間》一派微矣。”

詞本來是隨著新興俗樂——燕樂，而逐漸繁榮起來的一種藝術形式，伶工對于詞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唐以后，關于歌妓的記載不一而足，最著名的要算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旗亭賭唱。當時普遍的情況有二： 一是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一是文人依音樂賦新詞，交付伶工歌唱，當筵遣興，佐酒增歡。秦樓楚館伶工所唱者，多為教坊樂工和市井文人所作。這只能算是“伶工之詞”。既然這些詞僅僅是為了適應歌館樓臺娛樂消遣而作的，且是通過伶工之口傳唱傳播開去的，那么消隱在背后的詞人，就不必也不宜在詞中直接抒寫自己的情感，詞作就不宜太個性化，因此這時的詞，音樂性特征要高于文學性特征，它是流行音樂，是“急催弦管送年華”(韋莊《咸通》)的享樂生活的點綴。特別是這時的伶工，不是戰國的秦青、漢代的李延年、盛唐的李龜年，而都是女性，“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①。歌伶的清一色女性化，也是導致詞格調軟媚婉艷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國維所舉的《金荃》、《浣花》，分別是溫庭筠和韋莊的詞集。晚唐詞人溫庭筠，《舊唐書》本傳說他“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惻艷之詞”。他曾過著“遠泛仙舟，高張妓席”(《上鹽鐵侍郎啟》)的浮華生活。他的詞，大多數都是付諸歌妓于筵席間伴舞歌唱的，因此詞中的感情無外乎是閨情怨思，詞之主題模式化了，雖然其中可能寄寓詞人自己失意的情緒，但是詞人的形象是模糊的。

韋莊與溫庭筠還不太一樣，他經歷了唐末黃巢起義，在亂世中飽受流離飄零之苦，晚年仕蜀，又陷入無盡的鄉思之中。因此他的現實感慨比溫庭筠要深刻一些，他仰慕杜甫，結茅屋于成都浣花溪上，與杜甫詩魂為鄰，就不無隱衷。韋莊的詞，與溫庭筠相比，抒情性增強了，既寫男女愛情，也寫思鄉懷遠，作為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在詞里面更為明晰了。但不論是尚在作“伶工之詞”的溫庭筠，還是患上懷鄉病的韋莊，就詞的格調、氣象、境界上看，與李煜詞直透人生之本相相比，差異還是明晰的。

王國維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的確，如果說溫庭筠等的詞還是以音樂娛樂性為主、以文學抒情性為輔的話，那么，李煜的詞則是真正的抒情文學，將自己的悲愁憂思真實感慨，甚至大徹大悟都傾訴于詞中，詞是李煜精神世界的敞開。在溫庭筠等詞中還常用“代言體”，在詞中塑造一個多愁善感的美人，在咿呀低唱，代詞人抒情;而李煜后期詞中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他自己，所以說是“士大夫之詞”。

當然，溫庭筠、韋莊等詞人也不乏抒情的詞作，但是他們抒情，往往局限于抒寫個人一己的窮通得失，但是，在王國維心目中，李煜是“以人類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苕華詞又序》)的真正大詩人。所舉二句，正是對于人生悲劇性本質的感慨和徹悟，因此說“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王國維在早期詞史的背景中論述李煜詞，對于胡適有一定的影響。胡適《詞選》中評李煜詞，值得引出來相互參照：

詞曲起于燕樂，往往流于纖艷輕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詞來寫他凄涼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詞的意味。他的詞不但集唐五代的大成，還替后代的詞人開一個新的意境。

可能是窮苦之言，更易激起人們的審美同情，李煜詞為歷代讀者所喜愛。但是，清代常州詞派對李煜卻略有微詞。張惠言《詞選序》說：“五代之際，孟氏、李氏(按指后蜀君主孟知祥、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君臣為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受他的影響，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評李煜詞說：

李后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后主，則粗服亂頭矣。

“粗服亂頭”四字，是美在神而不在貌，本出自《世說新語》，《世說新語·容止》云：“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敝軡@里的比喻，揣其意是說，溫庭筠詞麗藻華飾，是濃麗的嚴妝;韋莊詞清淡白描，是素雅的淡妝。而李煜詞徑直抒情，不拘詞本該有的端莊雅潔。

王國維論詞，較少專注于形貌技法，而是立足于人生論、境界說，因此駁斥周濟此論為“顛倒黑白”。

〔注〕 ① 王灼《碧雞漫志》卷一引方叔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