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遺山《論詩絕句》也。夢窗、玉田輩，當不樂聞此語。

以論詞為主，同時合論詩詞，這是《人間詞話》一個顯著特點。這一條和“未刊稿”第三二條、第三三條都是引宋元人論詩語來批評詞人的創作。王國維借此說明，詩詞寫作中存在某些相同的現象，也存在某些共同的弊端，詩歌創作的經驗教訓也可以為詞人所借鑒。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人。他由金入元，在金朝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著有《遺山集》，編選《中州集》。他最著名的文學批評作品是《論詩絕句》三十首，評論歷代詩歌優劣得失，多有中肯的意見。王國維引述的是《論詩絕句》第二十九首。元好問在這首詩里，通過將謝靈運和陳師道二人作對照，強調詩歌應當寫得從容、自然，反對無詩硬覓詩，窮絞腦汁，刻意雕琢。“池塘生春草”是謝靈運《登池上樓》名句，因其清新自然，而深受讀者賞愛。如葉夢得說：“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石林詩話》)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上，謝靈運這句詩為提倡自然、反對鍛煉一派批評家所津津樂道。與此相反的則是晚唐賈島等“苦吟”派詩人，以及類似于他們的其他詩人，據說他們寫詩的時候，常常會伴隨著一些奇怪的行為，如有的人喜歡爬到樹上去做詩，有的人需要緊關門窗，驅走樹上的鳥、家里的雞犬，不能有一點聲音入耳，否則，就寫不出詩，顯得寫詩非常艱難。宋代陳師道寫詩的作風也是如此。陳師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曾官秘書省正字，著有《后山集》。他深受黃庭堅影響，是江西詩派重要成員，詩歌精深雅奧，自有成就，然過于琢煉，有的詩不免晦澀。黃庭堅《病起荊江亭即事》之八：“閉門覓句陳無己。”朱熹對此講得更加具體，說他“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后成，真是覓句。”(《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這與謝靈運信步來到田野，“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嵚”，在百鳥鳴囀、欣欣向榮的自然界，忽然心頭涌出“池塘生春草”佳句，二者的創作姿態是多么不同!元好問甚不滿意江西詩派，故而對陳師道如此艱苦地寫詩態度著實諷刺了一下，認為閉門覓句，徒勞無益。

王國維論詞，強調自然，反對雕琢，這與元好問《論詩絕句》的詩歌主張相同。他認為，元好問這首詩批評的“陳師道現象”，移之于批評南宋詞人吳文英、張炎，也恰如其分。王國維對吳文英詞甚不滿意，《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三四條批評他的詞多用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指出吳文英欲通過多用代字，彌補詞意及語言方面的不足，而其實無助于提高詞的創作，因為“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如果不去用力追求完足充沛的詞義和自然美妙的語言，即使代字用得再巧也都是枉然。這與陳師道“閉門覓句”患了相似的病源。他對張炎的評價更等而下之，《人間詞話》“未刊稿”第二一條引用賀裳的話，說他只可謂詞葉宮商、鋪張藻繪，對于詞“風流蘊藉之事，真屬茫茫”，好比“牲牢之外”不知道還有別的“甘鮮”。這是批評張炎作詞追求聲調諧和，文字鋪張，以此代替抒寫自然的真情。此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還經常將吳文英、張炎并列在一起，予以批評，如“初刊稿”第五十條引用吳文英詞句“映夢窗凌(吳詞原作“零”)亂碧”、張炎詞句“玉老田荒”，分別作為他們二人各自的詞品。“凌亂”、“荒老”，也都是指他們的詞雕琢痕跡過甚，失卻了自然聲情的流暢和優美。所以王國維認為，吳文英、張炎一定是不愿意聽到元好問這樣的聲音，而這恰好證明，元好問在這首《論詩絕句》中堅持的主張，是對吳、張詞風最有效的針砭。雖然吳文英、張炎在詞史上有他們應有的地位，然而王國維對他們的批評，確實又能言中其要害。王國維主張，詞應當沿著尊重自然的創作傳統發展，寫出類似“池塘生春草”那樣的天然好句。這也是合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