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阮亭《花草蒙拾》謂:“坡公命宮磨蝎，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王國維對張惠言《詞選》一書好用比興寓托的眼光尋求微言大義深致不滿，提出了許多批評，而以這一條詞話說得最具體、明確，也最尖銳，揭出其要害所在，后人批駁常州詞派理論，往往引用王國維這條詞話，因此產生很大影響。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號茗柯，陽湖(今江蘇武進)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專治《周易》、《儀禮》。精詞學。著有《茗柯文編》，編有《詞選》、《七十家賦鈔》。他與惲敬同為陽湖派首領，又開常州詞派，是清代詞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詞學觀點主要見于由他主持，與弟張琦合編的《詞選》一書，他寫的《詞選序》集中表述了該派的詞學思想，書中評語則反映他論詞的具體旨趣和批評方法。他對詞的根本見解是，詞應當是意內言外，緣情造耑，興于微言，而不是“茍為雕琢曼辭”而作(《詞選序》)。因此，對詞的解釋和分析，也應當以揭示作品比興寄托、潛隱的實在大義為重點，而這一類大義往往都是屬于政治、道德的，以及與詞人身世遭際密切相關的政局變動等因素，這就使他的詞學批評帶上了政治、道德、時局索隱的顯著特征，這也是整個常州詞派最一致的傾向。

對于張惠言如此解讀詞，王國維借用孟子諷刺高子說《詩》的話(見《孟子·告子下》)，予以譏斥。他列舉《詞選》一書中的三個例子，說明張惠言的分析全部都是誤讀，結論一點靠不住。

第一個例子是溫庭筠《菩薩蠻》。《詞選》一書素以選詞嚴苛著稱，可是選溫庭筠詞多至十八首，居全書之首。他評溫庭筠《菩薩蠻》：“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長門賦》。”又論“照花前后鏡”四句“有《離騷》初服之意。”張惠言評的不僅是《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一首，而是評十四首全部。他將溫庭筠十四首《菩薩蠻》看作內容結構呼應貫串的組詞，將它們和表現失寵之意的《長門賦》的“篇法”互相比仿，他解釋該組詞的比興之義正是建筑在這種對原作的單元形式重新組合的基礎上，再比之以《離騷》美人香草的寓意，從而對《菩薩蠻》做出很高評價。可是，溫庭筠當時還沒有如此嚴整的組詞形式，十四首只是偶然的組合，所以，張惠言的解釋不免太無邊際。即以他比擬為《離騷》的第一首詞而言，詞人只寫了一個貴婦人香艷的情態，及淡淡的傷感，怎么也落實不到“感士不遇”嚴肅的話題上去。所以張惠言的解說真是離題了。

第二個例子是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張惠言評道：“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范作乎?”通過句句勾索，認為這是歐陽修為韓琦、范仲淹遭受斥逐而鳴不平。這首詞表面上是寫孤居深院的女子相思傷春，首句以善用疊字借場景寫意而特色分明，作者在詞里是否別有寄托不得知曉，讀者由此而聯系人生經歷中委屈、孤獨、失志、無奈種種感受，自有道理，甚至一般地猜度其糅合了作者的仕途經驗，也無不當。張惠言認為它是歐陽修譏刺朝政昏亂，“為韓、范作”，則屬沒有根蒂的牽合之說，難足憑信。《蝶戀花》原名《鵲踏枝》，這首詞以《鵲踏枝》為名也見于馮延巳《陽春集》，歷來對其作者存有爭議。這更使張惠言以上的解說顯得危險。

第三個例子是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蘇軾因寫詩譏刺朝政，元豐二年(1079)被捕，然后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此詞寫于元豐五年(1082)。王士禎《花草蒙拾》評此詞時說，蘇軾“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正是指他入獄受審。這篇《卜算子》是蘇軾托物言志的名篇。關于它的旨義，后人揣度紛紛，黃庭堅評其“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山谷題跋》卷二)，以為表現了詞人高渺拔俗的志尚;鲖陽居士認為其立意與《考槃》之旨極為相似(《詩序》謂《考槃》刺衛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處窮”);還有人說蘇軾為悼念一位女子而作(《梅墩詞話》，見沈雄《古今詞話》之《詞話》卷下引)張惠言以引用宋人鲖陽居士評語的方式，表達對他的解釋完全認同的態度。鲖陽居士說詞著重抉發微言大義，不但是鲖陽居士，宋人解詩普遍都好使用這種方法。如韋應物《滁州西澗》，宋人的一種意見認為，是詩人“有意托興，以幽草比君子而淪落幽隱，以黃鸝比小人而得意高顯，致唐祚垂末而無干濟之才。”(見明人李日華《六研齋二筆》卷一)張惠言的詞學批評與宋人這樣的解詩方法相一致。雖然這首詞可能有蘇軾的某種寄托，但是，鲖陽居士句句落實它的詞旨，就令人生疑了。張惠言完全贊同這種方法解詞，并不可取。

王國維認為，以上三首詞，都是詞人“興到之作”，沒有深刻的“命意”，像張惠言那樣附會式的解釋，是用“深文羅織”的手段曲解了作品。雖然這三首作品意之深淺豐寡不盡相同，張惠言一概視之為有寄托，而且主要又是指政治方面的含義，句句坐實，這顯然很不妥當，也缺乏說服力。王國維針對這種索隱式的詞學批評傾向給予批評，恢復讀者正常的讀詞態度，這很有必要。

當然，王國維并不否定詞可以有寄托，比如他借用張惠言評溫庭筠詞“深美閎約”四字，以為最適合評馮延巳的作品(“初刊稿”第一一條)，就是認為馮詞是有寄托的。又比如他肯定宋征輿、譚獻二人的《蝶戀花》“寄興深微”等等(參見對“未刊稿”第二七條的分析)，都反映出他對詞比興寄托的重視。既然如此，他也就不可能否定以比興寄托說詞的批評方法，不可能完全拒絕張惠言及常州詞派的詞論。如他說李璟《浣溪沙》“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二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初刊稿”第一三條)，不正是運用《離騷》美人香草的比興手法解說作品?那么，他此處批評張惠言說詞的真正意義又何在?我認為，其意義主要是反對將寄托說無限擴大，處處用這種眼光讀詞，處處用這種態度批評詞，似深刻實偏頗，走火入魔。王國維這條意見不僅對于詞學批評有意義，對于正常開展其他文學作品的批評也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