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家時代之說，盛于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詞人，群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潘四農德輿曰:“詞濫觴于唐，暢于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于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劉融齋熙載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沉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可知此事自有公論。雖止弇詞頗淺薄，潘、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云間諸公同一卓識。

此條論北宋詞與南宋詞孰高孰低、孰優孰劣。王國維的主旨、目的是肯定五代北宋詞的崇高地位，引導詞風朝自然、真率的方面發展，批判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尊南宋詞，以姜夔、張炎為歸的詞學宗趣。

關于北宋與南宋詞高低優劣之爭，在明代就發生了，然在當時詞學整體不興旺的背景之下，大家對于討論這樣的問題興趣不大。至晚明，詞學漸呈開展之勢，尤其是陳子龍及云間派，詞再度成為他們重要的文學形式，而對之投入相當充分的熱情，他們主要寫小令，在詞學宗趣上也向往五代詞，后來又逐漸擴大到北宋詞，對于北宋詞的肯定，主要也是限于短章小令。王國維稱“明季諸公”論詞有“卓識”，主要就是指陳子龍及云間派。

然而，清初詞學呈全面復興時，對南宋詞的重新評價開始受到人們重視，最明顯反映這一變化的是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朱彝尊在《詞綜發凡》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浙西派并非不重視北宋詞，而是強調，更應該看到南宋詞人的發展。所以他們論詞，主張小令學五代北宋，慢詞學南宋，由于他們提倡“醇雅”(汪森《詞宗序》)，以姜夔、張炎為宗，所以浙西派實際上產生的影響是在高揚南宋詞這一方面。王國維說，自從朱彝尊提出尊南宋詞，“后此詞人，群奉其說”，這一概括符合實際的情況。當然，朱彝尊這樣的詞史觀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信仰，對北宋詞有好評，或不同意對南北宋詞強為優劣，類似這樣的批評意見也不絕如縷。王國維在評語中列舉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潘德輿《與葉生名灃書》、劉熙載《詞曲概》的說法，是不同意朱彝尊觀點的人一部分意見，有一定代表性。由此可以看到，清人對南北宋詞的比較和評價，也是各種各樣。王國維本人崇尚五代北宋詞，貶抑南宋詞，是前有所承的，也可以說是對這種意見的集大成，但是，他又對此做出了更加斷然的論述，意見更加尖銳，對南宋詞及推崇者來說帶有更大的挑戰性，所以他又是這一派中最激烈的一位詞論家。

對南北宋詞高下優劣之爭，實質是文學觀念和文學史觀念之爭，而文學史觀念又是文學觀念的反映。王國維對每一種文體的變化抱這樣一種認識，“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所謂“習套”，是指文學脫離了自然的、表情的道路，陷進了矯飾的、虛浮的泥沼。所以他又說：“故謂文學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初刊稿”第五四條，引文據手稿本)他對于詞從五代北宋至南宋的延續，也是這樣看的，結論是由盛而衰。所以對南北宋詞的不同評價，是王國維文學史觀念和文學觀念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單純地比較某個詞人、某篇作品的優劣，不可同日而語。其中有進化論的色彩，這與五四前后新興的文學觀念相吻合，《人間詞話》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北宋詞與南宋詞的差別，顯而易見者，一多為短篇小令，一多為慢詞長調。應該肯定，詞的篇制由短小到長大，由簡單到繁復，是詞體極其重要的進步，詞如果沒有這一變化，依然停止在短篇的階段，它就不可能容納廣闊的社會和精神的內容。因為篇制變長了，天地寬綽，開闔自如，寫作技巧和手段也就更加豐富。這與短篇小令表達、描寫直率，情趣真樸的特點不同，盡管如此，長調的體制優勢卻在別的方面得到了補償，這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