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建安文學研究文獻·曹操研究文獻

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曹操受到了文學界、史學界和哲學界的共同關注。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生于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卒于漢獻帝二十五年(220)。生平事跡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江耦《曹操年表》、徐公持《曹操評傳》^①。曹操在文學藝術方面有著廣泛的興趣，“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在漫長的軍旅生涯中，“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①。其生平著述甚豐。據清代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后代流傳的著作有19種之多。《隋書·經籍志》著錄《魏武帝集》26卷，注“梁三十卷，錄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明人張溥輯《魏武帝集》1卷，包括：令、教、表、奏事、策、書、尺牘、序、祭文、樂府古辭等一百四十余篇。丁福保據嚴可均《全三國文》、馮惟訥《古詩紀》重輯為4卷。1959年中華書局根據丁本校訂補充，增加《孫子注》、附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裴注、江耦《曹操年表》及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中曹操著作考，編成《曹操集》，其中收詩22首，文152篇，另有補遺6則。這是目前較為詳備的本子。1962年、1974年兩次重印。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曹操集譯注》也是在此本基礎上加以分段、標點、注譯的。黃節有《魏武帝魏文帝詩注》輯錄曹操詩24首，注仿李善，注明典故出處，間釋字義。夏傳才的《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通俗易懂。

曹操是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在封建社會后期，他被人視為白面奸賊。在現代中國，胡適、魯迅曾為其鳴不平。胡適說：“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當時無人能比得上他。他卻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魯迅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②郭沫若1959年1月25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主張“替曹操翻案”，從此引起了新中國學術史上一次規模盛大的討論。概括起來看，20世紀后半葉，有關曹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社會史中的曹操;二、思想史中的曹操;三、文學史中的曹操。

與社會史和思想史的曹操研究相比較，文學史上的曹操研究沒有大起大落的現象。其研究熱點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曹操與建安文學的關系

傳統的觀點認為，曹操領導了建安文學的發展，促進了建安文學的繁榮，是建安詩壇的領袖。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指出：“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他是漢末杰出的文學家和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他一方面憑借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搜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局面;一方面又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了文學上的新風氣。”這種論點代表了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他們認為，曹操對建安文學繁榮與發達的貢獻，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為之提供了一個穩定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次是他身體力行帶頭為建安詩文鑄塑新氣象，開創新傳統，建立特定時代的文采風骨，使之放射異彩。曹操對建安文學所起作用，是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企及的^①。而劉知漸《評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則提出了相左的見解，認為建安七子本來早已成名，并不是曹操培養、影響了他們，他們原來還寫點有關現實的好詩，來到曹操勢力范圍之后，就只能歌功頌德了。曹操對建安文學的消極作用是多于積極作用的^②。

2.曹操詩歌研究

這是曹操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之一。對曹操詩歌思想內容的認識和總結，歧見較少(游仙詩除外)。多數學者認為曹操詩歌表現了對人民苦難的同情，深刻反映了漢末現實;抒發了自己的雄心壯志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體現了建安時代精神風貌。秦效成《論曹操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認為，“曹操的現實主義精神有其適應時代趨勢的思想、政治根源和個性特征”;“他不僅真實地反映建安離亂現實，還揭示批判了致亂根源”;“關心民瘼和呼喊出人民的心聲和愿望就成為曹操現實主義精神的另一突出表現”;“反映社會發展趨向，體現時代精神，是曹操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又一卓異之處”。張如法《“去日苦多”與“志在千里”——讀曹孟德詩札記》將曹操詩中的憂愁歸結為四點：一、憂亂世不治，帝、臣、民皆受難;二、哀征戰之苦，同情軍民之不幸;三、憂賢才不聚、不同，王業不隆;四、不戚年往，憂去日苦多，當愛時進取。并說：“‘志在千里’與‘去日苦多’都是壯情，表現形式不一樣而已，后者具有悲壯的色彩而已。”^①章培恒《三曹集·序》(岳麓書社1992)指出，曹操詩歌“最能打動人的則是植基于強烈主體意識的高昂甚或悲涼的感情，那是作為主體的個人在與客體英勇搏斗中的命定敗北與悲哀、頑強，而作為他的對手的客體，則不但有社會，更有自然”;“他不是將自己的思想感情屈從于社會的已有規范，而是毫無顧忌地表現自己真實而強烈的感情，這成為追求文學自身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此論別開新域，自成一說。關于曹詩的藝術性，游國恩等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曹操的詩極為本色，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用質樸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陳飛之《論曹操詩歌的藝術成就》對曹操詩歌的藝術性進行了細致探究，認為曹操“一、他深化了《詩經》以來的憂時憫亂的現實主義傳統……把現實主義詩歌的批判精神推進了一大步”;“二、發展了《離騷》以來的浪漫主義精神”，“增強了我國浪漫主義詩歌的積極因素”;“三、他吸取了兩漢樂府古詩中敘事、抒情、寫景、議論之所長，熔于一爐，自鑄偉辭”;“四、他是借樂府以寫時事的開創者”;“五、他豐富了詩歌中的想象、比興、使事和情景等多項藝術手段”(《文學評論》1983年5期)。吳云《論曹操詩歌的藝術風格》則分析了曹操詩歌風格對唐代詩人杜甫的影響。文章說，杜甫詩歌“沉郁頓挫”風格主要包括：(1)內容能廣泛反映時代精神;(2)格調呈現出悲中有壯的藝術特色。而這兩個方面恰是曹操詩歌風格的主要特點^①。蔡厚示《曹操詩歌藝術剖析》從審美的角度剖析了曹詩藝術，認為曹詩 “達到了情文并茂和文質相稱的要求”，“屬于一種剛性的崇高美”，“質樸古直，實乃一種造詣高超的藝術手法”。并說“曹操擅長用虛表實、舉少總多、因小見大、化靜為動等方法”。秦效成《論曹操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歸納曹操表現悲壯美的藝術形式和手法是：一、重大題材的選擇與提煉;二、雄深壯闊意境的開拓;三、起伏跌宕的筆勢;四、沉雄質樸的語言。與上述肯定者不同，對曹操詩歌藝術成就亦有否定意見，如認為其詩歌存在著語言淺直、板實、五言詩過于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詩歌藝術美的特質。鐘嶸定其為下品，自有道理^②。

對于曹操的游仙詩原來評價一直偏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曹操也有一些詩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不足取。如《氣出唱》除了游仙外，還有宿命思想。這些詩在藝術上也較枯燥，缺乏鮮明的形象。”顯然，對曹操游仙詩持否定態度。近二十年，對于曹操游仙詩的評價有較大變化，認為游仙詩與社會詩在精神實質上是相通的。他的游仙詩所表現出來的主導思想，基本上是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精神^③。曹操晚年并不相信神仙，其游仙詩的思想也沒有由求仙與求賢的沖突變為對縹緲仙境的追求。并認為曹操游仙詩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人意識與文意識覺醒時代的情感特點; 二是作為抒情言志的獨特仙境空間特點^④。此外，還有學者認為，他的游仙詩有企求長生之嫌，無出塵遁世之志，透過其求仙訪道的外殼，看出其積極用世的內涵，是把對民生疾苦的同情與對豐功偉業的追求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曹操游仙詩與《短歌行》等作品相似，不過是同一主題的變奏，寫出了充滿積極進取之意^①。還有不少比較研究三曹詩歌的文章。從詩歌發展的成就、一代詩歌的地位看，曹操高于曹植。從詩歌影響言，曹植大于曹操。而曹操與曹丕的詩風，一為陽剛，一為陰柔;一為雄渾蒼勁，一為清麗婉約。曹操詩歌意象的特點是大、壯、古、樸，曹丕詩的意象卻是小、弱、柔、麗。曹操詩的意象主要采用賦的手法來組合，曹丕詩中的意象主要采用比興手法來組合。三曹的綜合比較，從題材上看，操詩多限于政治、軍事、民情等重大社會問題;從思想內容上看，多反映漢末動亂、民生疾苦與政治理想、雄心壯志;從總體藝術風格上看，操詩主剛，有陽剛之氣;從表現手法上看，有明顯的敘事性;從語言色彩上看，操詩質勝文，語言質樸簡明;從藝術形式上看，操詩全為樂府^②。許多學者還對曹操的某些具體詩篇進行研究，撰寫了許多論述賞析文章。這里就不一一論列了。

3.曹操散文研究

相對而言，對曹操散文的研究較為冷清。事實上，曹操尚刑名，厲法禁，反固執，尚通脫，破格用人，網羅文士，目的雖不在于改變文風，而文風卻由此大變。“清峻”、“通脫”是曹操文章的主要藝術風格。這一風格與兩漢以來文風大相徑庭。曹操文章于“清峻”、“通脫”之外，又頗有文采，還有些文章顯得比較委婉。曹操留下來的敘事性散文較多，其中雖然主要是當時宮廷官府常用的書、表、教、令等文體，但有不少寫得內容充實。讀了他的散文就看到了他的真胸懷，看到了鮮明的個性。曹操的散文，遣詞造句簡潔通暢，不拘繩墨，質樸無華。從表現方面說，曹操散文的特色首先是簡約嚴明的風格;其次是真切感人的抒情;最后是既清峻又通脫的語言風格和既嚴整又不拘于一式的結構體系。這是他的人格和作風的反映。“風遒骨勁”既體現了這個一世之雄的政治家的風度和氣魄、膽識和魄力，又顯示了這個風流倜儻之詩人的剛毅果斷的性格。“雅好慷慨”的文風，正是當時的時代風貌與他本人的英雄氣概相結合的結果，很能體現他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地位。“文體清峻”的文風也是和他不雕飾、不浮夸、不求華辭、不拘形式的學風分不開的。

20世紀以來，在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內對曹操研究皆取得了巨大成績。這表現在，一是曹操這一歷史人物引起了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關注，許多文史哲專家介入了對曹操問題的討論，發表了獨到的高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許多針鋒相對的爭論延續了四十多年，至今尚難有定論; 三是研究者涉及了廣闊的領域，舉凡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哲學思潮等領域皆有涉獵;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有精審的考證，有宏觀的審視，有傳統方法的運用，有新方法的嘗試。但是，也存在著許多失誤與不足，舉其大者，略有如下數端：其一，在某些時期、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干擾，學術研究被政治所利用，最明顯的是1974年，該年度發表研究曹操的論文達123篇，多認定曹操是法家路線的代表;其二，一些文章缺乏理論深度，把問題簡單化了;其三，對史料的研究不夠，個別學者在未弄清基本史料的情況下，做出了片面性的判斷;其四，有些論者的態度不夠冷靜客觀，肯定者有吹捧美化之嫌，否定者有貶抑丑化之弊;其五，陳陳相因、人云亦云者眾，有創見者少;其六，研究熱點持續升溫，冷處問津乏人。

注釋

① 江耦《曹操年表》,載《歷史研究》1959年第3期;徐公持《曹操評傳》,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①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及《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② 見胡適《白話文學史·漢末魏晉的文學》、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① 參見今果《談曹操和建安文學》,《安徽史學通訊》1959年3期;胡明《關于三曹的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93年5期;胡世厚《曹操與建安文學》,《重慶師院學報》1984年1期。等等。② 參見《建安文學編年史》,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① 秦文、張文及下引蔡文并見《建安文學研究文集》,黃山書社1884年版。①吳文見《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4期。② 韓式朋《曹操詩歌別論》,《北方論叢》1993年2期。③ 陳飛之《曹操的游仙詩》,《學術月刊》1980年5期。④ 農作豐《關于曹操游仙詩的評價》,《廣西師大學報》1993年1期。① 參見傅正義《三曹詩歌異同論》,《重慶師院學報》1993年2期。相關論文有:王昌猷《論三曹詩“氣”及其風格差異》,《安徽師大學報》1984年2期;李南岡《試談三曹詩歌的審美特征》,《東北師大學報》1983年2期;沈念慈《“三曹”樂集的音樂特色》,《藝譚》1984年2期。② 參見郭預衡《八代文風與曹操》,《光明日報》1984年2月28日;李曉陽《論曹操文章風格》,《西部學刊》1990年4期;張可禮《建安文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高光復《簡論曹操的散文》,《求是學刊》1981年4期;張嘯虎《曹操文章與建安風骨》,《社會科學輯刊》1981年4期; 張亞新 《曹操散文的藝術特色》,《求索》198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