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官第七》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并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仆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關于仆射。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于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系，尤須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當時，不借才于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后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后，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后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干，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圣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民，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茍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仆，于時省務繁雜，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并為勛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紏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勛，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于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后必有大亂，大亂后必有太平。大亂之后，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于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于曩代，而獨無于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后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诐，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于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于境內，聞于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于刑。所惡雖無辜，不免于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后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民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書奏，甚嘉納之。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須’，更無他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注釋〕①審：確實。 ②任官惟賢才：見《尚書·咸有一德》。 ③“官不”兩句：語見《尚書·周官》。意為官員不一定齊備，惟在得到恰當的人才。 ④“古人”三句：語本《三國志·魏志·盧毓傳》。意思是說，選官不當猶如地上畫餅，不能吃。 ⑤“謀夫”二句：語見《詩經·小雅·小曼》。意為謀劃者雖多，但非賢能，所以事情辦不成。 ⑥“官事”二句：語見《論語·八佾》。意為(春秋時齊國相國管仲的家人)做事不兼任，(一人一職)稱不上節儉。攝，兼任。 ⑦“千羊”二句：語見《史記·商君列傳》。文中用來比喻選官貴在得到人才。 ⑧無為而治：道家的政治理念。指統治者不強行妄為，不打擾百姓，達到天下大治。 ⑨儕輩：同輩，同列，同行。 ⑩衣冠：此指士大夫、官員。 聽受辭訟：受理訴訟。 符牒：泛指公文。符，古代朝廷傳達命令的憑證;牒，訴狀。 左右丞：官名。唐制，尚書省設左、右丞各一人，協助尚書省長官左、右仆射處理省內事務。 都督：唐制，武德七年(624年)，改總管為都督，掌督府屬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總判府事。刺史：州的行政長官。 使人如器：使用人才如同器具，各得其用，各取所長。 傅說(yuè)：商王武丁的大臣。相傳他曾在傅巖筑墻，武丁因夢尋訪到他，任為國相，商朝得以中興。 呂尚：周朝初年大臣。姜姓，呂氏，名尚，號太公望，俗稱姜太公。相傳他曾垂釣于渭水，周文王訪賢得之，立為師。后輔佐周武王滅商，因功封于齊，為齊國始祖。 景行：高尚的德行。 厚貌飾詞：掩飾其詞，偽裝忠厚。 階品：古代的官階品級。唐代有九品三十階。 銓簡：量才授官。 辟召：因推薦而征召為官。 造次：倉卒。 蘇息：休養生息。 巖廊：高峻的廊。比喻朝廷和廟堂。 臨民：即臨民之官，指地方官。 二千石：漢代對郡守的通稱。因其俸祿為二千石。 太尉：官名，秦漢時為全國軍事長官。后歷代多沿置，但漸變為加官，無實權，元以后廢。 八座：封建王朝高級官員，隋唐時以尚書省的六部尚書、左右仆射合稱八座，或作八坐。文昌：星名，斗魁前六星，各有名。此指道教梓潼帝君。道家謂玉帝命梓潼掌文昌府及人間功名、祿位事，因此稱為梓潼帝君。 二丞：二丞為尚書左丞、右丞。管轄：管是鑰匙，轄是固定車輪與車軸位置，插入軸端的銷子。 曹郎：職官治事分科叫曹，隋唐時期，部曹兼置，或改部為曹;郎為官名，隋唐后六部皆有侍郎、郎中(隋代稱郎)及員外郎，曹郎是郎中和員外郎的統稱。 列宿：宿指星的位次;列宿指眾星宿。 令仆：指尚書令及仆射。 綱維：亦作維綱，指國家法度。 便僻：或作便辟、便嬖，形容逢迎諂媚貌，或指逢迎諂媚之人。 天工人代：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這里是說尚書省的官員是代天辦事。 耄：70、80歲。一稱80、90歲為耄。 左右郎中：唐制，尚書左右二丞的副手。 矜能伐善：自以為能夸耀自己。 澆競之風：浮薄躁進的風氣。 一人有慶：語出《禮記·緇衣》：“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孔穎達疏：“慶，善也。” 俊乂在官：語出《尚書·虞書·皋陶謨》。意為賢能的人擔任官職。 庶績其凝：語出《尚書·虞書·皋陶謨》。意為諸事都得到成功。庶績，各種事功;凝，形成。 知人則哲：語出《尚書·虞書·皋陶謨》。意為能鑒察人的品行才能，就可謂之明智。 元凱：《左傳·文公十八年》記載古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稱為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稱為八凱。后人于是稱皇帝的輔佐大臣為元凱。文中“元凱”，指舜時的賢臣。 周召(shào)：周公與召公。周武王時的賢臣，曾輔武王滅商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又輔佐成王鞏固政權。 四岳：相傳為唐堯的大臣。因分管四方的諸侯，所以叫四岳。 九官：傳說舜置九官，即伯禹作司空，棄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為典樂，龍為納言。見《尚書·虞書·舜典》。 五臣：指舜的大臣禹、稷、契、皋陶、伯益。 十亂：指周武王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夷、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公適、文母。亂，治也。 〔51〕大宛之馬：大宛，古西域國名，盛產汗血寶馬。 〔52〕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獒，猛犬。 〔53〕重譯入貢：重譯，多重翻譯;貢，獻。意謂朝貢的使者因路途遙遠，語言不通，要經過多重翻譯才能將貢品送到中國。 〔54〕曾參：字子輿，春秋時魯國人，孔子學生。 〔55〕龍逄：即關龍逄，夏代末年大臣。夏桀荒淫暴虐，關龍逄多次直諫，終被桀殺死。 〔56〕比干：商代末年大臣。因勸諫商紂王，被剖心而死。 〔57〕尾生：戰國時魯國人。與女子約會橋下，女子未來，河水上漲，仍守約不去，抱橋柱淹死。 〔58〕展禽：即柳下惠。春秋時魯國大夫，字季。封于柳下，謚惠。 〔59〕伯夷、叔齊：商代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臨死遺命立次子叔齊。叔齊欲讓位給兄伯夷，伯夷不受。二人都不登位，先后逃奔周國。周武王伐紂，二人認為是“以暴易暴”，曾叩馬諫阻。周滅商后，二人以食周粟為恥，逃入首陽山采薇而食，餓死于山中。 〔60〕貞白：正直清廉。卓異，優異特出。 〔61〕勵之未精：磨煉不夠。勵：通礪，磨煉。 〔62〕《說苑》：書名，共20卷。漢劉向撰。書中所采古事古語，多與先秦及漢初諸子、史書相出入，對校勘古籍有參考價值。 〔63〕《禮記》：書名，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亦稱《小戴禮記》，以區別戴德的《大戴禮記》。《禮記》為戴圣所編選，此引為《禮記》中《禮經解》篇之辭。 〔64〕翠微宮：唐宮名。在今陜西西安南終南山中。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始建，名太和宮，太宗貞觀十年(636年)廢。二十一年(647年)重修，改名翠微宮。 〔65〕司農卿：司農寺長官。司農寺掌管糧食積儲、京官祿米等。 〔66〕戶部尚書：戶部長官。戶部，官署名，唐代六部之一，掌管戶口、財賦等。

【鑒賞】本篇主要是在《任賢》、《求諫》、《納諫》等篇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唐太宗“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體辦法，記錄了貞觀君臣在官員選用上的探討及措施。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唐太宗的求賢若渴;二是對官員的謹慎選擇和使用。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唐太宗在多個場合中有類似的表述。表明自己如何打破傳統觀念，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內選擇人才(詳見名言篇“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條)。唐太宗屢屢向諸臣強調人才在實現天下大治中的重要性。貞觀年間，唐太宗曾先后五次下達求賢詔書。據《全唐文》記載，有《薦舉賢能詔》(卷五)、《令河北、淮南諸州舉人詔》(卷六)、《求訪賢良限來年二月集泰山詔》(卷六)、《令州縣舉孝廉茂才詔》(卷七)、《令天下諸州舉人手詔》(卷八)。這些詔書，反映出唐太宗求賢若渴的心情。除此之外，本篇中兩則事例也對此理念作出了充分闡釋。其一為唐太宗與房玄齡、杜如晦二人的談話。房、杜在貞觀初年出任尚書左、右仆射，唐太宗認為二人的職責在于協助自己“廣開視聽，求訪賢哲”。但是二人卻忙于瑣事，以致沒有擔負起求賢大任。唐太宗對此頗有責怪，并詔令尚書省權力下放，一般事務交由左右丞處理，惟遇“冤滯大事”才奏請仆射。如此一來，可以保證朝廷高官不必為瑣務纏身，有時間為朝廷選拔人才。其二為唐太宗與右仆射封德彝的談話。當唐太宗責怪其沒有盡到舉賢之責時，封德彝辯解說是因為沒有見到有“奇才異能”之士。唐太宗隨即駁斥了封德彝的主張：用人貴在用其所長，治理國家不是非要等找到如歷史上的傅說、呂尚那樣完美的人才能任用!用人所長是唐太宗的一條重要的理念。唐太宗在晚年總結自己事業成功的經驗時曾說：“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資治通鑒》卷一九八)他對眾多貞觀名臣的任用，充分顯示了他知人善任、使人盡其才的特點。如之前提到的房、杜二人，通經史、善謀劃是其特點，所以適合任宰相;戴胄不通經史、“無學術”，但明于斷案，所以任大理寺少卿;魏徵耿直倔強，任諫議大夫……唐太宗對于大臣的所長所短，是了如指掌的。在了解的基礎上用其所長，收到了非常不錯的效果。封德彝尋找“完人”的錯誤標準，會遺漏可用之才，妨礙治國大業，這是求賢若渴的唐太宗所不允許的。

慎選官員，是本篇的重要主旨。貞觀君臣對于此點多有見解，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對知人之難的認識。如魏徵所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對于所任用人才的正確評鑒，從古以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正因為此，唐太宗認為選用人才時，堅持一定“不可造次即用”的原則。須得慎之又慎，從多個方面、用多種方法來進行考察，以保證選拔的正確性。唐太宗的原則是寧缺毋濫，如果沒有合適的人選，寧愿讓賢才多兼任別職或者暫時從缺。

第二，強調德才兼備是人才選擇的重要標準。德與才，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選拔官員的兩個基本標準。但對德與才的側重與兼顧，在不同時代里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來。一般地說，亂世重才，以求解決當前的實際問題。三國時的曹操頒發《求賢令》說：“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亂世用有“才”之人來贏得戰爭的勝利，這是形勢逼迫之下的權宜之計。治世比較側重于德才并重，以維護統治的長久穩定。如魏徵所說：“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何謂德、才?司馬光曾下過如下定義：“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資治通鑒》卷一)簡單來說，“才”主要指官員的能力、學識和才干，而“德”主要指自身的品行和道德修養。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起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批評吏部注重“才”卻忽視了“德”。以此標準，結果很可能是任用了有才無德之人。這是非常糟糕、危害極大的一種用人情況。若要在“有才無德”和“有德無才”中做一個選擇，則寧選后者不要前者，這是魏徵提出的觀點。可見，在才、德這兩個基本條件中，德是占據統帥地位的。基于此，魏徵引用西漢劉向《說苑》中的“六正六邪說”，來具體說明“德”的考核標準(詳見名言篇)。因為魏徵的發揚光大，“六正六邪說”成為中國歷代選人的重要依據，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

第三，唐太宗與眾臣，對如何選擇人才有過多方面、深入的討論。

先說如何能發現德才兼備的人。從隋朝開始，科舉制度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唐太宗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制度，從庶族乃至平民百姓中選拔人才，擴大了統治基礎。但根據考試成績選人，往往只取口才文筆，不了解其德行，以至于“數年之后，惡跡始彰”，百姓已受其蔽。杜如晦向唐太宗建議，借鑒兩漢取士的方法來完善唐朝選官制度。兩漢的選官制度，包括察舉制和征辟制。察舉制，即由下而上推選人才，以“鄉舉里選”為依據，把在鄉里中德才兩方面都有很高威望的人，由下而上地推薦給朝廷。察舉制注重被舉薦的人，必需被證明是德才兼備的人才。所以漢朝官員德才水平，一直備受后世褒揚。征辟制，是自上而下地選拔官員，由朝廷出面征聘有名望的德才兼備的人。不管是察舉制還是征辟制，關鍵都是選用已被證明是德才兼備的人。唐太宗本想要采納杜如晦的建議，遵照漢代實行“本州辟召”制度，但最終因故而中止。

唐太宗還發起過一個自我推薦制度的討論。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表達了對眾臣不舉薦、自己居于深宮又不識人的焦慮，意欲通過讓天下人自我推薦的方式選拔賢才。但這被魏徵所否定。魏徵的理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尚且不易，自知更是難上加難(詳見名言篇)。以此方式來選拔人才，恐怕多是冒出一些愚昧昏庸、自以為是之人，因為這類人才最喜夸耀自己。此外這一制度還可能助長整個社會的浮薄躁進之風。

以賢才來識拔賢才，是唐太宗在識人用人上的一種策略。本篇中記載一例。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翠微宮修養期間，任命李緯為戶部尚書，但又對這一任命沒有十足的把握。唐太宗是從旁人的口中探聽到房玄齡態度的。房玄齡沒有直接進行品藻，只是說了“李緯大好髭須”一句話，由此唐太宗判斷房玄齡并不認可李緯的才干，就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房玄齡是唐太宗一直以來倚重的賢臣，唐太宗信賴房玄齡在人物品藻上的議論，并以此為依據調整了自己的用人。他希望以這種賢臣識別的方式，幫助自己作出準確的決策。

臣下有關官員任命的各種建議，都為唐太宗所重視。貞觀十一年(637年)，御史劉洎上疏批評尚書省，尤其要求精選左、右兩丞和左、右郎中。劉洎認為目前在任官員出現了才干不能勝任又不秉公辦事等問題，極大影響了朝政。劉洎的分析為唐太宗所認可，唐太宗隨即任命其為尚書左丞。

第四，重視地方長官的擇用，認為選好地方長官是讓“百姓安樂”的保證。唐太宗高度重視對各地都督、刺史的考核，并親自撿選刺史。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自己“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能依靠的就是各地的都督、刺史(相當于今天的省、地級干部)，他們可謂“治亂所系”的關鍵。唐太宗唯恐他們不能“堪養百姓”，所以在屏風上錄下他們的姓名，以便隨時看到。他們做了好事，就隨時記錄下他們的表現，以便量才升遷，論功行賞。這便是流傳千古的“照壁觀書”，而為后世帝王所津津樂道(詳見附錄《論〈貞觀政要〉對后世的影響》)。這個作法，可謂古今一大發明。但唐太宗未能保持這一做法，因此才有了貞觀十一年馬周的上疏。馬周批評朝廷有重內臣輕刺史、縣令的傾向，認為這就是百姓未安的原因。唐太宗聽后，對侍臣表示今后要親自選拔刺史，縣令則詔令五品以上京官推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