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語第二十二》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則千載累于圣德，非止當今損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彩百段。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凡在眾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采拾，送五百輿于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圣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圣，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圣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后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虧眾望于虛說。此才辯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澹焉怡悅，固萬壽于南岳，齊百姓于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太宗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注釋〕①給事中：門下省的官員，詔敕有不當處，給事中可以駁正。兼知起居：唐初設起居郎，逐日記錄皇帝的言行，并依據這些記錄撰寫皇帝的《起居注》。 ②君舉必書：此為曹劌對魯莊公說的話，見《國語·魯語上》。又周代史官有左史和右史之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③萬乘之主：指天子。周天子有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④甘泉宮：在陜西省淳化縣甘泉山上。本為秦離宮，唐朝又增加了一些建筑。 ⑤古道：古代治國的學說。 ⑥散騎常侍：職掌諫勸的官員。 ⑦擬倫斯絕：擬倫，倫比，比似。意為無法相比。 ⑧凝旒：古代冕冠前后懸垂的玉串稱旒。此指端正冠冕，整肅威儀。 ⑨虛襟：虛心。 ⑩天辯：天賜的辯才。 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最好的口才好似不善辯說，叫“大辯若訥”。最高的道理不須文采修飾，為“至道無文”。劉洎以老莊思想為由，諷諫唐太宗言語過于繁多。 齊侯讀書，輪扁竊議：出自《莊子·天道》。齊桓公在堂上讀書，輪扁在堂下制作車輪。他諷刺齊桓公在讀死了的圣人的書，只是古人留下的糟粕而已。 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漢武帝好古尊儒，想招納文學儒士。大臣汲黯勸阻之，當面指責漢武帝“內多欲而外示仁義”。長孺，汲黯的字。 秦政：秦始皇。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 皎然：清楚明白。 浩然養氣：語出《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說自己有兩個特長，一是“我知言”，即善于對他人的錯誤言論進行批駁，一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里的“氣”是指一種精神狀態，指表現于身體活動與實際行動中的精神力量，“至大至剛”。后世多指崇高的節操和大義凜然的正氣。 緗圖：緗，淺黃色。緗圖，因年久而紙色發黃的古書。 澹焉：使之淡漠。 南岳：南山。《詩經·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祝人長壽的習用語。 東戶：傳說中的仁君。在其治下，道不拾遺。 斯畢：遍及。

【鑒賞】本篇記載了貞觀君臣對于“王言”得失的探討，意在點明君主“出言(說話)”要特別慎重。

古代帝王，一言九鼎，言出法隨而必行。孫伏伽對唐高祖就明言“王無戲言”。這一主張在平定王世充、竇建德兩大軍事集團后提出。兩人是唐一統天下的最后障礙。李世民率軍大戰王世充，生擒竇建德。凱旋而歸的李世民，因平定天下功勞最高，被加封為秦王。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年)，大赦天下，但又對王、竇二人的黨羽作出“并令配遷”的處罰。孫伏伽上表，認為這種做法是自相矛盾的。“渠魁尚免，脅從何辜?”孫伏伽的理由有兩條：一是“臣聞王無戲言，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自舊典”，二是“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舊唐書·孫伏伽傳》)。孫伏伽講得很有道理，先以孔子“去食存信”的主張來說明，再以“法”由皇帝制作，自當遵守讓百姓信服。唐高祖采納了孫伏伽的建議，不再懲罰王世充、竇建德的黨羽。唐太宗即位后，孫伏伽任大理寺少卿，在唐初他是以進諫顯名的。據《漢書·杜周傳》記載，杜周先在張湯手下任職，為廷尉吏。他善于觀察皇帝的意向，“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有人批評他斷案，“專以人主意指為獄”，還有什么法律的客觀標準?杜周的回答很干脆，哪里有法律，“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皇帝的話就是法律，是相襲已久的傳統。

唐太宗是很清晰了解這一傳統的。他對身邊的大臣們講了隋煬帝隨意出言之事。隋煬帝剛到甘泉宮時，對那里的泉水與石頭感到很滿意，但責怪沒有螢火蟲。于是下令，馬上捉些螢火蟲，用于甘泉宮照明。“所司遽遣數千人采拾，送五百輿于宮側”。唐太宗說，小事如此，更何況國家大事呢!“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出于對民眾利益的考慮，做皇帝的他必須“慎言語”。大臣們每每利用各種時機，來諫勸李世民慎開“金口”。杜正倫進言曰：“若一言乖于道理，則千載累于圣德，非止當今損于百姓。”魏徵認為：“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

貞觀十六年(642年)，劉洎對唐太宗喜歡“辯博”提出了批評。唐太宗與大臣們討論治國之道時，必定要提出種種疑難來詰問。劉洎以為，皇帝與大臣的對話，是強者與弱者之間的議論。皇帝一定要“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即使如此，我尚且擔心臣下不敢當面對答。劉洎從歷史與理論兩方面來證實帝王“慎言語”的必要性。一是要唐太宗汲取歷史教訓，不能像秦始皇那樣強辭善辯，因自傲而失去人心。二是希望唐太宗以老莊學說來規范自己，“以無言為貴”、“以不言為德”。劉洎說，老子有“大辯若訥”的主張，是說最好的口才好似不善辯說的那樣;莊子有“至道無文”的見解，是說最高的道理不用文采來修飾。劉洎是貞觀期間魏徵去世以后的主要諫臣之一。唐太宗對長孫無忌說：“自徵亡云，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舊唐書·劉洎傳》)對劉洎富于哲理而又充滿歷史感的進諫，唐太宗表示，對“比有談論，遂至煩多”的毛病，“今聞讜言，虛懷以改”。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帝王的出言不慎，不僅會影響施政，而且會令臣下之間演繹出無窮的事端來。這已為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自覺覺察到“慎言語”的必要性，唐太宗不愧為有道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