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第二》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茍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后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于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于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圣旨。”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嘆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后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后勝殘去殺。大亂之后，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后，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于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余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并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于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間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出田，逐獸于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愿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于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凈，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亂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茍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治，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于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治蒼生，才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后，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后，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于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此，庶幾于時康道泰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赍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釋〕①蕭瑀：字時文，南朝梁明帝子，唐高祖時任光祿大夫、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尚書仆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后拜太子少傅。 ②中書內省：唐制，中書省在禁中，故稱內省。 ③黃門侍郎：唐制，黃門侍郎為門下省的副長官，職掌祭祀、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 ④中書、門下：中書、門下、尚書，合稱三省。唐制，門下省與中書省同掌機要，共議國政。中書掌軍國政令，凡是皇帝的制命、封冊、詔令等，都由中書省簽署施行。 ⑤面從背言：當面奉承，背后亂說。語出《尚書·益稷》。 ⑥雷同：沒有主見，附和人言。語出《禮記·曲禮上》。 ⑦經：指儒家的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等。 ⑧阿旨：迎合旨意。 ⑨寢默：沉默。 ⑩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郡華陰(今陜西華陰)人。北周時襲父爵為隋國公，后總攬大權，封隋王。公元581年廢北周靜帝自立，建隋朝，后滅陳，統一全國。 克己復禮：謂約束自己，使言行符合禮教。語出《論語·顏淵》。 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本句是后趙石勒語，原為：“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見《資治通鑒》卷九五。隋文帝的女兒為北周宣帝皇后，宣帝死后，隋文帝廢黜年幼的周靜帝，自立為帝，事跡略同，所以唐太宗借以譬喻。 一日萬機：謂時間很短而處理的事情極多。語出《尚書·皋陶謨》。 雖休勿休：雖然美好也不自夸，以示謙虛謹慎。語出《尚書·呂刑》。 九重：或稱九門，泛指君門深邃，常人不可到達。古制天子所居有九門。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語見《尚書·虞書·大禹謨》。是舜告誡禹要謹慎從事的話，意思是說：民所愛者不是君嗎?君所畏者不是民嗎? 臨深履薄：語出《詩經·小雅·小曼》，原話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意思是非常小心謹慎地行事。 關龍逄：夏桀時的賢大夫，因直諫而被殺。 晁錯：漢景帝時任御史大夫，因建議逐步削奪諸侯王，遭諸王強烈反對而被漢景帝處死。 率土：天下，全國。語出《詩經·小雅·北山》。 秘書監：秘書省長官，掌管邦國的經籍圖書。從容：和緩，不慌不忙。 造次：急遽，倉促。 封德彝(yí)：名倫，觀州蓨(tiáo)(今河北景縣)人。隋時為內史舍人，為虞世基所信任。隋亡降唐，先為秦王參謀軍事，貞觀初，官至尚書右仆射。 澆訛：風俗衰薄，人心狡詐。 五帝三王：五帝，通常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武王。 黃帝：傳說中的帝王，生于軒轅之丘，又稱軒轅氏，建國于有熊，又稱有熊氏。蚩(chī)尤：傳說中的黎族首領，獸身人頭，勇猛善戰，因擾亂各部落，于是黃帝征諸侯兵同他大戰于涿鹿之野，被黃帝擒殺。 九黎：相傳是黃帝子少昊時的一支部族，一說是黎族中的九個人。 顓頊(zhuān xū)：傳說中黃帝之孫，建國于高陽，稱高陽氏。 湯：商朝開國君主，名履，原是夏桀的諸侯。夏桀無道，被放逐到南巢，湯取得天下。 武王：周文王之子，姓姬，名發。原是商朝諸侯，紂王無道，武王率諸侯東征，在牧野戰敗紂軍，建立周朝。 突厥：南北朝后期興起于北方的少數民族，隋初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貞觀四年(630年)，唐滅東突厥。 科差：古代統治者對平民財物或勞役的征發。 “帝何力”句：帝堯時，政治清平，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于道路，說：“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見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后世用此典故表示統治者不擾百姓;百姓安居樂業，幾乎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 晉文公出田：晉，古代諸侯國名，春秋時據有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西南部。晉文公，春秋時晉君，名重耳。在位9年，為春秋五霸之一。田，打獵。通“畋”。 鴻鵠：亦作黃鶴，鳥名，即天鵝。 矰丸：弓箭、彈丸。 黿鼉(yuán tuó)：黿，動物名，爬行綱，鱉科，俗稱癩頭黿。鼉，動物名，爬行綱，鼉科，亦稱揚子鱷，俗稱豬婆龍。 夙夜孜孜：夙，早。夙夜即早晚。孜孜，勤勉不怠。 年谷豐稔：稔，莊稼成熟。 百里奚：春秋時人，原為虞國大夫。晉滅虞后被俘，又作為陪嫁之臣被遣送至秦。后出走，被楚人捉住。秦穆公聞其賢名，以五張羊皮把他贖回，委以國政。終與蹇叔、由余等人共輔秦穆公成霸業。 伍子胥：名員，春秋時楚國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殺害，投奔吳國。幫助吳王闔閭伐楚，攻下楚都郢。又助吳王夫差擊敗越國，并勸夫差拒絕越國的求和。夫差聽信讒言，迫他自殺。后吳國被越國所滅。 齊文宣：即北齊文宣帝。姓高名詳，字子進(529—559)。原為東魏大臣，后封齊王。武定八年(550年)，代魏自立，國號齊。在位10年，荒淫暴虐，常無故殺人。 楊遵彥：名愔。北齊大臣。輔佐文宣帝使朝政無缺。當時人都說：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破高麗：貞觀十七年(643年)，高麗國野心勃發，合謀百濟國欲瓜分新羅國。新羅國受大唐庇護，太宗率兵破高麗。 鐵勒：我國古代北方民族名，匈奴的后裔。曾稱丁零，南北朝時為突厥所并，北魏時也稱敕勒，高車部。唐太宗時被討平。 河東、河南、隴右：唐代的主要行政區劃為道，河東、河南、隴右都是道名，三道包括東起山東、西至新疆的大片地區。 饑饉：谷不熟為饑，菜不熟為饉，饑饉泛指災荒。 關中：一般別稱今陜西之地為關中。或以為東自函關、西至隴關，是為關中;或以為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中為關中。 雅：很，甚。 息隱、海陵：高祖長子李建成，曾被立為皇太子，四子李元吉，初封齊王，與秦王李世民爭位，李世民先下手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二人。李世民即位后，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謚曰剌。 〔51〕流外：隋唐時官分九品，流外為不入九品的小官。 〔52〕囹圄(líng yǔ)：牢獄。 〔53〕嶺表：指五嶺之外，即嶺南。 〔54〕山東：戰國秦漢時，統稱崤山或華山以東為山東，也有以太行山以東為山東的說法。滄海：指東海。 〔55〕赍糧：指旅行隨帶糧食。赍(jī)，以物送人。

【鑒賞】本篇內容相當豐富，主要論述了三個問題：君民關系、君臣關系與唐初休養生息政策及其效果。

《貞觀政要》中的民本思想是很濃郁的，本篇中有王珪的“以百姓之心為心”、魏徵的“君舟民水”論(唐太宗對此有過多次論述)與唐太宗的“畏民論”。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個體與社會整體的關系，最重要的是君民關系。君主是整個社會的最高主宰，依次而下構成了等級森嚴的君臣與君民關系。其間存在著上對下的人身支配與占有關系。另一方面，王朝的財政收入與公共工程的建設以及軍隊士兵的來源，無不仰仗于民眾。君與民實為矛盾的統一體，兩者有對立，也有和諧。貞觀時君臣的高明處，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不是像歷史上的暴君，把民眾置于自己的對立面，一意榨取民脂民膏。魏徵有“以百姓之心為心”的主張，這在名言篇中有詳述。王珪強調的是，“近代君臣治國”不如“前古”。古代帝王“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而“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只考慮自己欲望的滿足，而不慮及百姓的心思，這自然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上了。“以百姓之心為心”，是同孟子民本思想一脈相承的。《孟子·離婁上》云：“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這是說得民心的辦法，即民眾所希望的，替他們聚集起來;民眾所厭惡的，不要加在他們的頭上。“以百姓之心為心”，其實就是孟子“聚之”與“勿施”的另一種說法罷了。唐太宗的“畏民”論與魏徵的“君舟民水”論，可參閱名言篇。不過“畏民論”的背后是“民擇君”：“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君，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在通常情況下，民眾是會履行對君主的義務的，不會輕易以極端的武力形式去參與政治。即使天下動蕩，民眾仍對有道之君抱有希望：“隋末沸騰，被于宇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余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為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亂。”(《舊唐書·張玄素傳》)有過隋末切身體驗的唐太宗，明白一個道理，民眾選擇哪一個君主，得失在于君主的措施能否得到民心。無論是“以百姓之心為心”，還是“君舟民水”論或“畏民”論，都是從不同角度論證了“國以人為本”的命題。此即唐太宗以“務知百姓利害”為“政教得失”的前提所在。

在君臣關系上，貞觀君臣有“君臣師友”說與“君臣一體”論。兩者均以君臣共治天下為出發點，認為君不可以一人獨治。唐太宗明白地說：“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君道》)臣下的職責，對自身來說是“盡忠補過”，于君主來說是“順美救惡”，這是從臣下的角度說的。唐太宗又說：“夫六合曠道，大寶重任。曠道不可以偏治，故與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獨居，故與人共守之。”(《帝范·建親》)天地是極其廣大的，內中蘊含著許多道理，君主要認識到自身責任的重大，不能一人獨斷。一定要與臣下共同治理，才能守住天下。這是從君主的視野說的。隋煬帝也知曉這一道理，“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隋書·煬帝紀》)。但他僅僅是理論上的認識，而行動上卻背道而馳。由君臣共治必然延伸出“君臣師友”說與“君臣一體”論，在本篇中對后者表達得很清楚：“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輩，即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你們這些臣子是我的耳目、股肱，作為君主的我，就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既然君臣是一個整體，理當協力同心。發現有什么事情處理不好，就要毫無保留地說出來。“君臣一體”論，把君與臣看作是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彼此利益相同的政治集團。君主壟斷了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臣下的政治前途與經濟生活受君主的支配與制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求諫》)。君失去了良臣輔佐，也就失去了權位和保障。“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一諺語，通俗而形象地說明了君臣共治的真諦。既然“君臣一體”，又利害攸關，那么臣子的“極言無隱”和導諫、直諫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對侍臣說：“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這是勸導臣子進諫。到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把自己與隋文帝作了比較，說隋文帝生性多疑，“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皆委百司商量”，臣下覺得詔敕不當之處，“不得順旨”。貞觀六年(632年)，又倡導直諫：“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貞觀十九年(645年)對侍臣說：“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說自己經常想到臣下的直諫，有益于政治的，就把他們當作良師益友。

貞觀君臣的民本思想與唐初休養生息的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民本思想是王朝統治者自我批判的產物，推動民本思想發展的原因是民眾集團性的暴力對抗。任何一個王朝，既要消除自身政權體系內部的政變，又要防范來自政權體系外部的民眾暴動。如漢末黃巾起義軍寫給曹操的信中說：“漢行已盡，黃家當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張角起事后，“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后漢書·皇甫嵩傳》)。這種全民性的暴動往往具有毀滅性的力量，迫使統治者必須高度審視民眾的力量，積極尋求相應的對策。民本思想的演化，是通過統治階級政治家的自我批判完成的，在各個王朝中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就貞觀時期而言，突出表現為抨擊暴政、倡行仁政、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唐太宗說，當年剛平定長安時，“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隋煬帝“意猶不足，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結局是“百姓不堪，遂致亡滅”。對此唐太宗有深刻的反思：“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魏徵建議唐太宗要“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清凈無為的休養生息政策實施后，監獄里常常是空蕩蕩的，牛馬漫山遍野。從長安到嶺南，或者自山東到東海，長途旅行的客人，不需自帶糧食，在路上隨處都能得到解決。尤其是山東地區，吃飽喝足后還能得到禮物相贈：“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好一派貞觀盛世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