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只有當他確信他的良心和別人的良心互相契合時，才會充分快樂。

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我住在土丘上的小屋里。里加海濱一片皚皚白雪。積雪不斷從高高的松樹上一長縷一長縷地墜落下來，化作飛揚的雪塵。

積雪墜落下來，有時是因為海風，有時是因為松鼠在樹上蹦來跳去。每當萬籟俱寂的時候，可以聽到松鼠咬碎松球的畢畢剝剝的響聲。

小屋就在海邊。只要走出院子的柵門，沿著雪地上踩出的小徑稍稍走上一段路，經過一幢門窗釘死的別墅，便能看見大海。

這幢別墅的窗戶還掛著夏天留下的窗簾。窗簾被風輕輕拂動著。想必那是海風透過難以察覺的縫隙吹進了空空的別墅，但遠遠看去，像是有人不時掀起窗簾，小心翼翼地窺視著你的行蹤。

大海沒有凍冰，積雪一直延伸到海水的邊緣。雪地上可以看見野兔的腳印。

每當海上起了風浪，聽到的不是波濤拍岸的喧囂，而是冰屋破裂和積雪坍陷的聲音。

冬天的波羅的海是荒涼和陰郁的。

拉脫維亞人把波羅的海叫做“琥珀海”，也許，這不僅是因為波羅的海盛產琥珀，并且還因為波羅的海的海水隱隱地泛著琥珀特有的棕黃色。

地平線上整天堆積著層層濃重的陰霾，遮住了低低的海岸的輪廓。在這層陰霾中只有幾個地方可以看到垂向大海的毛茸茸的白練——那里正在下雪。

這一年大雁來得太早了。雁群有時降落在海面上，嘎嘎直叫。驚恐的叫聲遠遠地傳向海岸深處，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冬天沿海的樹林里幾乎是沒有鳥的。

白天我住的小屋里過著習以為常的生活。木柴在彩色瓷磚壁爐里劈劈啪啪地燃燒，打字機低沉地嗒嗒直響，沉默寡言的女服務員莉莉婭坐在舒適的門廳里織花邊。一切都很平常，都很簡單。但是一到晚上，濃重的黑暗便包圍了小屋，松樹移到了小屋跟前，并且只要你走出燈光明亮的門廳，來到戶外，便有一種獨自面對寒冬、大海和黑夜的強烈的孤獨感。

大海一直延伸到幾百海里外的鉛黑色的遠方。海上看不見一星燈火，也聽不見一聲波濤。

小屋仿佛最后一座燈塔，兀立在霧茫茫的深淵邊上。大海在這里斷裂。令人驚奇的是屋里居然平和地亮著燈光，無線電依然放聲歌唱，柔軟的地毯使腳步聲近乎消失，而桌上還攤著打開的書本和手稿。

小屋往西朝文茨皮爾斯那個方向，隔著陰霾，有個小小的漁村，這是一個普通漁村，村里晾曬著許多隨風飄動的漁網，一幢幢低矮的房舍的煙囪里升起低矮的炊煙，沙灘上擱著好些烏黑的汽艇，幾條輕信生人的毛茸茸的狗在路上溜達。

幾百年來這個村子里一直居住著拉脫維亞漁民。一代又一代的人在這里出生，又在這里死亡，多少眼神羞澀、嗓音悅耳的淺發姑娘在海風中變得皮膚粗糙，成了滿臉皺紋的矮墩墩的老太婆，終日裹著厚實的頭巾，多少戴著瀟灑的便帽、面色紅潤的小伙子變成了胡子拉碴、目光平和的老頭兒。

然而仍像幾百年前一樣，漁民出海去捕撈鯡魚，仍像幾百年前一樣，不是所有的漁民都能生還。尤其秋天，當波羅的海風暴大作，仿佛魔鬼的鍋子似的沸騰著冰冷的浪花時，更是如此。

但是不管發生過什么海難，不管多少次人們曾經摘下帽子悼念遇難的伙伴，畢竟還得繼續從事自己的事業——危險的、艱難的、卻又是代代相傳的事業。決不向大海屈服。

漁村附近有塊露出海面的巨大礫石。很久以前，漁民們就在這塊礫石上刻下了下面的銘文：“紀念所有葬身大海和將要葬身大海的人。”這段銘文遠遠就能望見。

當我聽說這段銘文時，我覺得它和所有的墓志銘一樣，令人憂傷。但是告訴我銘文的那位拉脫維亞作家不同意這一看法，他說：

“恰恰相反。這是一段非常豪邁的銘文。它的意思是人絕不投降，不管風險多大，也要繼續自己的事業。我甚至想把這段銘文當作卷首詞，題在任何一本寫人的勞動和頑強的書上。對我來說，這段銘文大致可以讀作：‘紀念所有征服大海和將要征服大海的人。’”

我贊同他的意見，轉念一想，這一卷首詞同樣適合于題在寫作家勞動的書上。

作家一分鐘也不能在苦難面前低頭，在障礙面前卻步。不管發生什么事情，他們都應鍥而不舍地從事自己的事業，這一前輩囑托給他們、同時代人交付給他們的事業。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說得好，文學哪怕沉寂一分鐘，都無異于人民的死亡。

寫作既不是手藝，也不是活計。寫作乃是使命。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某些詞的來源，它們的發音，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原始的意義。“使命”這個詞在俄語中源于“召喚”。

絕對不會召喚一個人去從事機械的手藝。只能召喚他去履行天職，完成艱巨的任務。

那么是什么促使作家去從事他那有時是痛苦的，然而畢竟又是美好的勞動呢？

首先便是自己心靈的召喚。良心的聲音和對未來的信念不允許真正的作家像不結果實的花朵那樣在這片大地上虛度一生，不把充滿自己身心的異常豐富的思想和感覺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人們。

不能哪怕稍稍擦亮讀者眼睛的人算不得作家。

但一個人成為作家又不僅僅是聽從心靈的召喚。因為我們聽到心靈的聲音常常是在青年時代，我們感情的純潔世界還沒有受到什么壓制和摧殘的時候。

到了成熟的年代，除了自己心靈的召喚，我們又清晰地聽到另一種強有力的召喚——自己時代和自己人民的召喚，人類的召喚。

人一旦聽命召喚，服從內心的驅使，他就能創造奇跡，經受艱難困苦的考驗。

荷蘭作家愛德華·德克爾的命運便是足以證明這一點的許多例子中的一個。他發表的作品都署筆名“穆爾塔圖里”，這在拉丁文里意味著“苦人兒”。

我恰恰在這里，陰沉的波羅的海之濱，想起德克爾，大概是因為他的祖國荷蘭同樣瀕臨灰蒙蒙的北方的大海。他曾懷著痛苦和羞愧談到自己的祖國：“我是荷蘭的兒子，弗里西亞群島和斯海爾德河之間那個強盜國家的兒子。”

但荷蘭當然不是文明強盜的國家。強盜只是少數，并不代表人民。荷蘭人民是勤勞的，是造反的“乞丐”和梯爾·烏蘭斯比格的后代。直到現在“克拉阿斯的骨灰還在敲擊著”許多荷蘭人的心。它也敲擊著穆利塔圖里的心。

出身于航海世家的穆利塔圖里曾被任命為爪哇島的政府官員，不久以后升任該島一個區的駐扎官。等待著他的是榮譽，褒獎，財富，乃至總督的高位，但是……“克拉阿斯的骨灰敲擊著他的心”，穆利塔圖里把功名富貴拋到了九霄云外。

他以罕見的勇氣和頑強，企圖從內部炸毀荷蘭當局和富商巨賈對爪哇人的長期奴役。

任何時候他都挺身而出保護爪哇人，不讓他們受到欺侮。他嚴懲貪官腐吏。他嘲笑總督和他的近臣——當然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因此他引用基督要愛他人的教義來解釋自己的行為。沒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他駁倒，但是可以把他消滅。

當爪哇爆發起義時，穆利塔圖里站到了起義者一邊，因為“克拉阿斯的骨灰繼續敲擊著他的心”。他以令人感動的愛描寫爪哇人，描寫這些輕信的孩子，滿腔憤怒地譴責自己的同胞。

他揭露荷蘭將軍們采用卑鄙的軍事伎倆。

爪哇人酷愛清潔，容不得污穢近身。荷蘭人的詭計就是建立在他們的這種習性上的。

士兵們受命在爪哇人進攻時向他們投擲大糞。爪哇人敢于冒著槍林彈雨沖鋒陷陣，卻受不了這種侮辱性的戰法，連連敗北。

穆利塔圖里被免職，派回歐洲。

他接連幾年向議會呼吁，希望公正地對待爪哇人。他到處游說，還向眾多大臣和國王寫了請愿書。

但一切都是枉然。別人對他的意見沒有興趣，匆忙聽完了事。后來他被說成是危險的怪物，甚至瘋子。他到哪里都找不著工作，全家陷入挨餓的境地。

于是，穆利塔圖里聽從心靈的聲音，換句話說，聽從直到那時還不甚清晰的內心的召喚，開始寫作。他寫了一部揭露荷蘭人在爪哇的罪惡的長篇小說《馬格斯·哈弗拉爾，或咖啡商人》。但這只是初次嘗試，在這本書里他似乎還在試探他那尚不扎實的文學功底。

但他的下一本書《情書》寫得力透紙背。這力量來自穆利塔圖里對自己真理在握的狂熱信念。

書里的章節精彩紛呈，有的仿佛一個人看到駭人聽聞的惡行，抱頭慘叫，有的仿佛辛辣而又俏皮的抨擊性寓言，有的仿佛對心愛的人的溫柔的撫慰，字里行間洋溢著悲哀的幽默，有的仿佛是為恢復天真的童年時代的信念而作的最后的努力。

“上帝并不存在，要不他應該是仁慈的，”穆利塔圖里寫道，“究竟什么時候才能停止對窮人的盤剝！”

他離開荷蘭，指望在異國他鄉為自己掙得一塊面包。他的妻子和兒子全都留在阿姆斯特丹。他沒有錢把他們帶走。

他到過歐洲的許多城市，始終生活貧窮，但他寫作，不停地寫作，這個令上流社會難堪，嘲諷權貴，因而受盡折磨的游子，幾乎沒有收到過妻子的信，因為她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

他思念妻子，思念兒女，尤其是藍眼睛的小兒子。他害怕這孩子小小年紀就已經不會向人信賴地微笑，他祈求大人們不要使孩子過早地流淚。

穆利塔圖里的書誰也不想出版。

終于，事情有了轉機！荷蘭一家大出版社同意買下手稿，條件是他永不在其他地方出版這些作品。

心力交瘁的穆利塔圖里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他回到祖國。出版社甚至向他支付了不多的稿費。但他們買下手稿，純粹是為了解除此人的武裝。手稿付梓出版，但印數是那樣低，定價卻那樣高，無異銷毀這些手稿。荷蘭商人和當局一天不把這個火藥桶弄到手，就一天不得安寧。

穆利塔圖里死了。至死也沒有等到公正。不然，他還能寫出許多佳作，許多按照慣常的說法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血寫成的巨著。

他作了力所能及的斗爭，可惜英年早逝。但他“征服了大海”。也許不久以后，在獨立的爪哇，在雅加達，將會樹起一座塑像，以紀念這位無私的受難者。

這就是一位集兩項偉大使命于一身的人的生平。

在狂熱地忠于自己事業這一點上，穆利塔圖里有位同道，也是荷蘭人，還是他的同時代人，那就是畫家文森特·凡高。

為藝術獻身的例子莫過于凡高的一生。他曾夢想在法國創建“美術家協會”，一種能讓畫家全心全意從事繪畫的公社。

凡高多災多難。他在《吃馬鈴薯的人》和《囚徒放風》中沉到了人的絕望的最底層。他認為畫家的職責就是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天才對抗痛苦。

畫家應當孕育歡樂。于是他創造歡樂，調動他最運用自如的手段——色彩。

他在自己畫布上改造大地。他似乎用神水把它全都洗滌了一遍。于是大地重光，處處閃耀著濃艷的色彩，每棵老樹都成了雕塑作品，每塊開滿小花的三葉草地都泛出金燦燦的陽光。

他按自己的意志停止了萬物色彩的不斷變化，以便我們能夠深入領略這些色彩的美。

在明白這一切以后，難道還能斷言凡高對人冷漠？他向人們贈送了他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他在閃耀著萬千色彩和這些色彩萬千最細微的變化的大地上借以生活的才華。

他貧窮，高傲，不務實際。他和無家可歸的人分享最后一塊面包，對社會的不公有切膚之痛。他蔑視廉價的成功。

當然，他不是斗士。他的英雄氣概在于他狂熱地相信勞動人民——農夫和工人，詩人和學者——會有美好的未來。他未能成為斗士，但他希望給未來的寶庫貢獻，并且也確實貢獻了自己的瑰寶——他那一幅幅歌頌大地的名畫。

在各種各樣的美中，凡高僅僅選擇了一種： 色彩。大自然準確無誤的搭配顏色的本領，它所擁有的無窮無盡的中間色，它那時刻都在變化，然而無論什么季節，無論什么地方總是那樣美麗的景致，歷來都使凡高驚嘆不已。

是時候了，應當在評價凡高，評價諸如費魯別爾，鮑里索夫—穆薩托夫、高更以及其他許多畫家的問題上，恢復公正的態度。

我們需要一切能夠豐富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內心世界的東西，一切能夠提高其感情生活的格調的東西。這一起碼的道理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其實，我們應當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藝術的擁有者。我們應當把那些因為美的存在不取決于他們的意志而惡意中傷美的偽道學驅逐出我們的國家。

請原諒我離開文學，發表了這些有關繪畫的議論。我認為一切藝術樣式都有助于作家提高寫作技巧。這個問題以后還將專門談到。

千萬不能喪失使命感。無論清醒的思考還是文學的經驗都不能取代它。

應當正確理解作家的使命，這里根本沒有廉價的懷疑論者力圖強加給這一使命的那些品格，既沒有虛假的激情，也沒有作家自視特殊的傲慢。

普里什文是位絕對具有作家使命感的人。他一生都聽從使命感的支配，然而恰恰是他說了這樣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就是不自視特殊，自視清高，而是和大家一樣做個普通人。”

(曹國維　譯)

注釋：

文茨皮爾斯： 俄羅斯城市名。

愛德華·德克爾(1820—1887)： 荷蘭19世紀的作家。

17世紀末，荷蘭曾是世界最大的海上殖民帝國。

“乞丐”：　16世紀中期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游擊隊員的綽號。

梯爾·烏蘭斯比格： 比利時兩大民族之一佛來芒人傳說中的英雄。

克拉阿斯是梯爾·烏蘭斯比格的父親，死于西班牙殖民者之手。梯爾·烏蘭斯比格曾說：“克拉阿斯的骨灰敲擊著我的心。”

弗魯別爾(1865—1910)，鮑里索夫—穆薩托夫(1870—1905)： 均為俄羅斯畫家。

普里什文(1873—1954)：　俄羅斯作家。

【賞析】

文學到底是什么？文學還有良知嗎？作家的責任、使命又是什么？在一個商品化的、物欲橫流的時代，還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不是顯得幼稚、可笑，甚至不識時務呢？也許，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散文《礫石上的銘文》，可以部分地回答我們這個問題。

漁民在海面的巨大礫石上刻下了一行銘文：“紀念所有葬身大海和將要葬身大海的人。”一位拉脫維亞作家對它作出令人警醒的解讀：“這是一段非常豪邁的銘文。它的意思是人絕不投降，不管風險多大，也要繼續自己的事業。……這段銘文大致可以讀作：‘紀念所有征服大海和將要征服大海的人。’”這對作家從事寫作勞動極有啟迪。

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一切都變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無論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或者是精神文化的生產，都是僅供人們消費而已。生產者關心的是它的物質利益，它究竟能夠帶來多少利潤。在這種邏輯下，作家已經失去了精神導師的地位，蛻化為一個制作者。寫作已經不是跟精神領域緊密相連的活動，而是變成了一種職業，跟其他的職業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與此相關，文學的榮耀、文學的輝煌、文學的神圣、文學的崇高及至文學所應承擔的道德良心與社會責任的功能，似乎都已不復存在，虛無縹緲，可望而不可即。

但是，我們真的要放棄文學本來應承擔的一切嗎？難道在我們的心靈中就沒有了對人類崇高情感的渴望、追求了嗎？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就沒有了尋求一種依靠、一種皈依的向往嗎？不是的。文學不是現代社會的奢侈品，絕對不是。它是我們生活中須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陽光、空氣、水。當然，這里指的是真正的文學，作家用自己的心血、生命澆鑄而成的文學。而且，它的作用并不是粉飾現實，讓我們快樂；它往往揭示實現，讓我們痛苦。這就是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我們每個個體的生命歷程中，我們會面臨各種各樣的人生際遇，經歷種種不同的人生考驗，從而構成了豐富絢麗的生命景象。可是，共存于同一個天地中，我們又具有很多共同的精神情感，個體的孤獨、生命的無法把握、對無限的渴望、對生命本質的追問等等，都促使我們要尋求互相的依靠，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安慰，才能攜手共同越過那深不可測的生命的深淵，到達和諧安寧的彼岸世界。這時，有一些人開始聽從自己心靈的召喚，握筆在手，書寫自己靈魂深處的聲音。不管它是激昂抑或沉悶，快樂抑或痛苦，它絕對是屬于一個人的，是一個人隱秘的心靈世界。

在這個隱秘的世界中，有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作者，除了書寫自己，也會關心每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訴求，它也是大眾的、每個人的。他與一定的民族、國家甚至人類聯系在一起，他關心的是全人類的出路。作家承擔了道德責任甚至人類的使命。它可以超越民族、種族、國家，獲得更廣泛的精神認同，給人類尋找一個靈魂的避難所。

文學是沒有實際的功用的，它給予我們的是精神的美食。文學猶如茫茫大海上的燈塔，總是給黑暗中遠行的人帶來光明和希望；文學也是家中亮起的一盞燈，當我們東跌西撞、身心疲憊地回到自己的居所時，總能給人以溫暖和休憩。文學在我們的生存當中，給我們創造了一個不同于現實世界的“人間神界”，是我們人類的精神所能達到的一個現實的高度。那是我們永遠的理想，無數代人的夢想，一直支撐著我們走到了今天。

而作家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卻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他要經歷種種的艱難困苦，承受許多的打擊磨難，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質的。許多真正的作家、藝術家，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曾經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用自己的筆墨，甚至生命，建起了一座座英雄的豐碑，讓后來者景仰，嘆為觀止。

帕烏斯托夫斯基以充滿感情與富于哲理的筆調，從自然景物入手，寫到人類與大自然的斗爭，進而升華到人類為了自由、幸福與各種邪惡勢力的斗爭，以及在斗爭中堅持真理的作家、藝術家的事跡。他們竭盡所能，為了大多數人的自由幸福，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們承擔了人類的使命，從而使自己的命運與大多數人的命運聯系在了一起，他們的寫作及其藝術活動，就同時具有了精神的關懷與現實訴求，也就具有了更普遍、更深遠的意義。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可以豐富人的內心世界，提升人的感情格調，給予人類一個更崇高、更美好的精神境界。凡·高說過：“沒有比對人類的愛更富于藝術性的事業。”為了要達到這個境界，帕烏斯托夫斯基提醒我們：“千萬不能喪失使命感。無論清醒的思考還是文學的經驗都不能取代它。”而且，關于如何理解使命感，作者也具有自己的獨特理解：“應當正確理解作家的使命，這里根本沒有廉價的懷疑論者力圖強加給這一使命的那些品格，既沒有虛假的激情，也沒有作家自視特殊的傲慢。”使命感既不是作家刻意表現出來的虛假的欺騙人民的感情，也不是自認為高高在上，自視甚高的傲慢，使命感使自己真正融入人民之中，成為人民當中普普通通的一分子。這也是真正作家的最大的幸福。

(劉穩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