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年》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賞析
作者簡介 喬治·奧威爾(—1950)是艾瑞克·布萊爾的筆名。他生于英國治下的孟加拉,父親是當地殖民政府的普通職員。14歲那年,布萊爾作為大英帝國鼎盛期的一名“下中層公仆”之子,有幸獲得獎學金,回本土伊頓公學接受貴族教育。伊頓四年,既發展了他可貴的文學語言資質及其對自由的熱愛,也早早令他體會到帝國統治上層的冷酷無情。畢業后的布萊爾被遣往緬甸充當英國皇家警官,執行骯臟的奴役使命,因此他深深地痛恨暴政和權力濫用。1927年,布萊爾毅然辭去警職,在貧困中開始創作生涯,并取筆名為奧威爾。他在三十年代初相繼發表《巴黎倫敦落難記》、《牧師的女兒》、《通向威根堤之路》等進步作品,反映勞工的困苦與斗爭,因而成為英國左翼文學新秀。1936年底,奧威爾親赴西班牙報道戰況,并在激戰中負傷。然而在巴塞羅那前線開展的一場清洗中,他卻差一點被當作托派處決。此事改變了奧威爾對蘇聯和斯大林的政治態度,從此轉向對專制的批判思考,企圖尋找一種既反帝國主義,又非共產主義的“普通人的自由理想”。這種傾向當然超出馬克思主義軌道,具有不切實際的小資產階級虛幻性。二次大戰加劇了奧威爾對世界前景的悲難情緒。他為英國廣播公司擔任戰況評論,撰寫大量時文,又親赴歐洲戰場采訪,因而勞累過度,肺病惡化。戰后,他抱病創作政治諷刺寓言 《動物莊園》和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年》,引起廣泛轟動和持續至今的研究討論。1950年病逝后,他以其筆名載入英國文學史和西方思想史,被認可為舉世著名的政治小說家和現代散文家。
內容概要 二次大戰后的人類將擁有什么樣的未來?可能象柏拉圖的《理想國》,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也可能象H·G·威爾斯筆下的《星際大戰》。可在奧威爾小說中,1984年的世界竟已墮入前人難以想象的情景之中: 全球分割為3個性質雷同、相互攻伐的極權帝國——大洋尼亞、歐雷尼亞與東亞細亞。那時的英國倫敦僅是大洋尼亞個行省的首府,變成了巨大專制機器中的一部分。整個帝國置于以“大哥”為首的“內層黨”支配之下,它通過輔助工具“外層黨”控制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下層“普羅”群眾。這些奴隸工人在監督下從事大機器生產和軍事訓練,不斷被征召去前線作戰。由于科技進步,國家管理已發達到空前嚴密與高效階段。根據帝國的3大統治原則:“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政府設立“和平部”以指導戰爭與軍備,“富裕部”主持經濟生產與物資分配,“仁愛部”專管治安內務,“真理部”則負責編制歷史,調節宣傳。人民無知而又麻木,由國家安排婚配,并只能使用官方規定的通用語言“新話”。而該種語言詞匯簡單、含義單一,便于操縱或阻斷自由思想。國家保安人員稱作“思想警察”,其任務是以全時電視監管系統和竊聽裝置了解每個人的舉止言談。凡膽敢獨立思考者將因“思想犯罪”而遭受“氣化”極刑。因而幾乎沒有反叛者成功的可能。小說共分三部二十四節。講述了一個在此環境下企圖反叛者的不幸故事。主人公代號6079SW,真名叫溫斯頓·史密斯。(史密斯是英國人的慣常姓氏,溫斯頓則是丘吉爾首相的名字。兩者合為一種諷刺,暗示主人公代表著英國的未來)。第一部開篇時間是1984年4月4日。溫斯頓步履疲憊,心神不寧,身著外層黨藍色制服,正從他上班的真理部大廈返回自己居住的破敗公寓。身為部里一個負責改寫歷史的小職員,他每日工作是用口授打字機杜撰假文件,以配合政策變化需要,并抹除一切與之相違背的檔案記錄。這工作令他厭倦。因而在早班例行的“兩分鐘仇恨”儀式中偷看了部里的一位黑發姑娘,并為她傾倒了幾秒鐘。此況被他的上司、穿黑色制服的內層黨官員奧布萊恩洞察。溫斯頓心懷鬼胎,唯恐犯罪。但又發現上司投來贊許目光。溫斯頓進而設想奧布萊恩可能是地下抵抗組織“兄弟會”的成員,心中生出希望之光。回家后,溫斯頓躲開電視監管(他無權關閉機器,必須遵其命令進行全部生活活動,從早操鍛煉到上床就寢),手腳顫抖地開始私寫日記,目的是建立一塊自由思想的空間,并同自己的過去和將來試行聯系。從這天起,溫斯頓頻頻做夢,夢境里出現了他過世母親的溫柔面容,兒時喜愛的鄉村草場、湖水和花朵,以及在這動人景致中再現的黑發姑娘的倩影。而每日他卻遭遇截然相反的猙獰現實: 鄰居與同事的愚昧粗鄙,兒童從小酷愛打斗和告密,普羅大眾昏昏愕愕,象野獸一樣茍且度日。更糟糕的是他個人生活充滿不幸:父母多年前死于原子大戰,他卻因“歷史忘卻癥”而無法得知他們的死因及細節。他的黨內指定的妻子凱瑟琳是個乏味之至的堅定信仰者,結婚10年竟不愿同他生孩子。離婚是不允許的。溫斯頓因此在思想犯罪道路上越滑越遠。他先是對那黑發姑娘產生私情。進而深入調查部里歷史檔案和普羅區老工人的傳說,企圖掌握歷史真象并揭露現存制度。第二部接寫溫斯頓的精神反抗。5月里,他同黑發姑娘朱莉婭終于結識,又雙雙逃往郊外幽會。在那里他不僅發現了夢中幻想的“金色原野”美景,也實現了他與相愛者的結合。朱莉婭在真理部色情處工作,專門用機器編寫情節簡單的黃色讀物以供政府腐蝕麻痹普羅大眾。她雖不是深刻的思想者,但出于健康人性而憎惡專制。這對可憐情人決心冒死去尋找地下革命組織兄弟會,并追隨其領袖戈德斯坦以推翻大哥的統治。此刻,奧布萊恩突然向溫斯頓表示親近,邀他和朱莉婭去家里做客。他們在奧布萊恩寓所見到了奢華與特權的組合。主人擁有雙向監視屏,他表示可關閉機器,舉行密談。接著他宣布代表兄弟會接納新成員,又讓溫斯頓和朱莉婭發誓效忠革命。溫斯頓不知這其中圈套(他們的談話全被錄像錄音),回家后日夜攻讀奧布萊恩送給他的革命禁書《寡頭集體政治的理論與實踐》,逐步理解了專制社會的起源與組織結構。正當他努力思索革命方案時,思想警察破門而入,將他和朱莉婭一同逮捕,押往仁愛部審訊中心。第三部以惡夢般的筆調描述溫斯頓受審經過。這一洗腦程序經過精確設計,可確保反叛者衷心悔改,放棄邪念。它的第一階段是地獄般的肉體與精神折磨,由奧布萊恩親自指揮。溫斯頓得知他的反叛從頭便經人誘導“培養”,連兄弟會和禁書都是偽造品。目的是經此案試驗一種徹底杜絕思想犯罪的方法。第二階段刑訊移往“第101室”,在這地下密室溫斯頓和朱莉婭互相背叛,并接受科學的思想糾正訓練。在完全摧毀了他們的反抗意志后,犯人被釋放,回到社會中去當馴服良民。溫斯頓最后路遇朱莉婭時,他心如死灰,躲讓不及。出于對往事的驚懼與后悔,他抓住啤酒瓶痛飲,并隨同觀看電視新聞的普羅群氓大呼“勝利”。在這一刻,屏幕上現出大哥的偉岸形象,溫斯頓發覺他已真心愛上了大哥,并因此熱淚盈眶。
作品鑒賞 西方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從未有過象《一九八四年》 這種類型的黑暗想象或政治預見。專家們將它定名為“反烏托邦小說”,意指其背逆傳統,在模式與方法上都對原有的烏托邦類型進行了反向修改和創新。特點是集人類可能發展的惡劣潛能于一處,充分展示它們的危險可怖,并棄絕任何光明、希望與拯救方案,以此達到警示世人、防患于未然的巨大社會影響。從藝術角度看,奧威爾確實開創先例,取得如期的成功。小說問世后相繼被譯成各種文字,僅在美國首版精裝本即行銷25萬冊。繼而引發國際規模的研究與爭議。直到1984年,尚有大型學術研討和電影紀念周,專門依照奧威爾設想來評論和展望人類前景。當然《一九八四年》不是什么單純藝術作品。它有其深刻的政治社會背景及復雜非常的思想根源。從歷史橫斷面看,這本書是西方社會經二次大戰劇烈震撼后產生的特別產物之一。它的基調是異化、幻滅、對未來的憂患,以及對戰爭和暴行的經驗總結。身為一個飽受挫折的進步知識分子,奧威爾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望情緒已接近絕望。他錯誤地將希特勒同斯大林并列,認為兩者本質相似。這在他對未來專制國家的描寫中有所反映。但據專家分析,早在1946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再論杰姆斯·本納姆》 的論文中,奧威爾已經援引本納姆的社會學理論,提出他自己有關將來社會的設想梗概:“資本主義正在消失,社會主義卻未能取代它。正在崛起的乃是一種中心規劃的社會,它既非資本主義,又非任何意義上的民主社會。這種新社會的統治者將由那些有效控制生產工具的企業經理、技術官僚和軍人組成。……這一新型管理社會將不由小國結成邦聯,而會組成圍繞歐亞美工業中心的超級大國。它們相互開戰,爭奪地球上剩余的部分,但可能無法彼此征服。在內部,它們將形成等級制,分作上層精英與下層的半奴隸大眾。”由此看來,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年》 中的預見仍有一部分是正確而有意義的。他提醒世界各國人民警惕超級大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霸權,以及它們可能發展起來的征服手段和統治技術。最后,在閱讀這本有爭議的小說時,讀者應了解作者自身的思想局限與時代條件。對于冷戰時期一度出現的反共惡意評論,或肆意歪曲原著的所謂“學術研究”,我們應該保持冷靜,結合閱讀加以批判性分析。畢竟奧威爾的本意是出自善良人類天性,他對“金色原野”美景的寄托深遠,值得人們細細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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