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學·庫特·馮尼格特·囚鳥》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賞析

作者簡介 庫特·馮尼格特(1922— )是當代美國黑色幽默小說家，1922年1月11日生于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父親和祖父都是建筑師兼畫家，很有藝術修養，馮尼格特自稱，他是在他們的影響下從小愛好文學藝術的。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他父親長期失業，因此決計不讓馮尼格特去學建筑或藝術，而要他象他哥哥那樣去學化學。馮尼格特從1940到1942年在康奈爾大學主修化學，雖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然而這方面的豐富知識有助于他后來獨特風格的形成——用科學幻想的意境諷喻現實，將荒誕不經的幻想與重大的社會題材結合在一起。他在大學期間熱衷于為《康奈爾每日太陽報》 寫稿，后來還任該報的編輯主任。這一經歷為他日后的創作打下了基礎。1942年入伍，先當炮兵后又當偵察兵，1944年12月12日被俘，囚禁在德國德累斯頓戰俘營直到戰爭結束。戰后入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同時在芝加哥新聞局當記者。1947年畢業后在通用電氣公司公共關系部門任職，主要寫宣傳品，從1950年起專門從事寫作，間或在大專學校講課。他雖然也寫劇本和短篇小說，但主要成就是長篇小說，他的頭兩部小說《自動鋼琴》 (1952)和《泰坦族的海妖》主要采用傳統的藝術方法，科學幻想的成分較多，因此在50年代一度被看作科幻小說家。《夜媽媽》 (1961)從內容到形式有根本性改變，此后作者就形成了被稱作“黑色幽默”的獨特風格。他60年代陸續出版的三部長篇小說《貓的搖籃》、《上帝保佑你，羅斯瓦特先生》，尤其是《第五號屠場》是他創作的高峰，極受美國評論界和讀書界的推崇，在青年學生中還出現過“馮尼格特迷”。七十年代“黑色幽默”流派趨向低潮，但他的作品 《頂呱呱的早餐》、《囚鳥》等仍受重視與歡迎。

內容概要 全書以主人公華特·斯代布克回憶的形式寫成，用第一人稱“我”。我父母在1908年與薩柯、樊塞蒂等同時移民到美國，當時的老板希望美國有大量廉價而又容易嚇唬的勞動力，可以把工資壓得低低的。一個招工的替當地最大的制鐵公司招工時，也給老板麥康家招些模樣出色的傭仆，我父母就這樣進入了傭仆階級，當時我母親21歲，來自立陶宛，當了廚娘; 我父親19歲，來自波蘭，當了保鏢兼司機。我就在麥康的歐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宅邸靜如死水，沒有一點歡樂氣氛。老板的兒子亞歷山大娶洛克菲勒家小姐愛麗絲為妻，她比他還有錢，因嫌他口吃，大部分時間帶著女兒克萊拉在歐洲度日，很少回家。小麥康也因口吃很少踏出家門。他的口吃病主要起因于那次大屠殺。1894年圣誕節早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庫耶霍加橋梁鐵制公司的工人與軍警發生了沖突，民兵開槍殺死多人，史稱庫耶霍加大屠殺。就在當天，哈佛大學畢業的亞歷山大·麥康在圣誕節晚餐前做禱告，卻發現自己說話已無法成聲，口吃得什么話都說不出來了。此后他只與一個孩子交朋友，經常與他下棋，這孩子就是我華特·F·斯代布克。小麥康認為我是天才，準備將來送我上哈佛大學深造，為此目的大約在我10歲時把我的姓氏從斯坦凱維奇改為斯代希克，說什么用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姓氏在哈佛就會受到器重。1931年我進了哈佛大學，從三年級開始成為激進派，擔任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哈佛支部的聯合主席和激進周報《海灣州進步派》的聯合主編，是一個公開的，而且引以自豪的持證共產黨員，直到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我才成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半信半疑擁護者。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做共產黨員一度是完全可以允許的，因此我做共產黨員并不妨礙我在哈佛大學畢業后得到羅茲獎學金去牛津大學進修，也不妨礙我在羅斯福政府的農業部任職。到了大蕭條時期，眼看一場爭奪天然富源和市場的大戰就要發生。如果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財富，解散了他們各自國家的軍隊，取消了他們的國家;如果他們從此以后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稱，甚至以父母子女相待;如果全世界的老百姓都這樣做，戰爭就不會再來。而在那樣一個博愛慈善的社會中，唯一受到排斥的，就是不論在什么時候都想得到比自己實際需要更多的財富的人。要是我有這樣的看法，又怎能把我當作精神有毛病的人呢? 即使時至今日，我已到了悔恨莫及的66歲高齡，如果遇到有人仍認為將來總有一天地球上會出現大同世界、我仍感到滿腔的同情，我的這種理想主義后來在白宮的歲月里或者以后在監牢里，都從未喪失。此外我一輩子只愛過4個女人——我母親，我死去的妻子露絲，一個與我好好歹歹做了7年朋友的莎拉以及與我發生成熟的性關系的第一個女人瑪麗·凱塞琳。莎拉與我雖一度相戀，但我們在性方面不協調。我從來沒有能夠說服她同我過性生活。我們如果結婚是絕不會幸福的。我妻子露絲是猶太人，比我小6歲，在戰爭的最后兩年被關入納粹集中營。我第一次見她是1945年8月底在德國紐倫堡，我當時32歲，是作為國防部的文職人員被派去照看美、英、法、俄四國戰爭罪行審判代表團的膳食和住宿問題的。露絲身材瘦小，由于營養不良，看上去象個15歲的孩子，當時她被盟國軍隊臨時拉來當翻譯。我們閑聊談到她身世的時候，她突然在我汽車里昏了過去，我送她進軍用醫院，讓她不花一文錢得到了地球上最優等的醫療照顧。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盡管她過去有過許多悲慘的經歷，她還是處女，我也幾乎是童男。露絲始終對我忠貞不渝，五、六十年代我失業時還供養我，直到1974年在我被捕前兩個星期睡熟時死于心力衰竭。話說回來，1949年我帶了我的小家庭——我已有了兒子，一個很不招人愛的人，痛恨自己的父親，如今是 《紐約時報》的書評家——從紐倫堡回到華盛頓，買了一所房子，剛剛安頓下來不久就受到眾議員一個委員會的傳訊，向我提問的主要是一個來自加州的眾議員尼克松。國防部居然任命我這個前共產黨員去把一批科學家和軍人組成一個特遣組并領導他們的工作，任務是為地面部隊提供戰術方案，對付戰場上的小型核武器。尼克松先生想要知道，有我這樣政治歷史的人能不能委以這樣的重任?這次傳訊以后，我就被調到國防部一個次要部門工作，調查士兵飲食的口味并繪制圖表。兩年后，我被叫到陸軍助理部長瓦克的辦公室，瓦克先生代表國家對我多年來在戰爭與和平時期的忠誠服務表示感謝之后，告訴我從我的行政才能，如果用在私人企業方面，一定可以得到更為優厚的報酬，換句話說我被一腳踢出了國防部。盡管我認識不少重要人物，在五、六十年代我開始不走運，那兒也找不到一個體面的差使，全靠妻子露絲把我們這個受人冷落的小家庭維持下來。尼克松靠傳訊我和處理我的案件名揚天下，20年后當了總統，他的手下人發現我失業在家幫我妻子做室內裝飾生意，尼克松知道后，想起沒有那次對我的傳訊就當不了總統，于是通過手下人賞了我一個差使，讓我擔任總統青年事務特別顧問，年薪36，000元。可惜好景不常。“水門事件”發生后，地下室下層我那個不起眼的辦公室被選中為最理想的窩贓地點，在我的默許下藏了一百萬元非法的競選捐款。贓款被發現了，我因盜用公款、作偽證、妨礙執法而被捕，但很快被營救出獄。我當天就乘飛機去紐約，在馬路口邂逅遇到我在30年代的舊情人瑪麗·凱塞琳。她化裝成一個叫花婆，誰知她乃是杰克·格拉漢姆夫人，控制著擁有全國19%財富的拉姆杰克公司。瑪麗對共產主義的熱情不減當年，囑咐我說：“我死后，你看看我左腳的鞋子，華特。你會在鞋里找到我的遺囑。我要把拉姆杰克公司的股票還給美國人民，他們是最合法的繼承人。”我認為她動機雖好，卻一點改不了人民的生活方式，覺得把這樣的東西給人民，不過是跟他們開個玩笑，結果我因未執行遺囑在1979年再次進了監獄。

作品鑒賞 馮尼格特的藝術特點是黑色幽默。早在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時期，在批判和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中，諷刺與幽默已無法起著很大的作用。英美文學中出現了象狄更斯、馬克·吐溫這樣具有世界影響的偉大幽默家，幽默文學開始風行一時。但正如馬克·吐溫在《自傳》中所說：“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經久的 。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兒，一團花絮。”到了20世紀，西方文學中幽默開始成災，成了一種“工業”，英國學者克頓說：“在20世紀，諷刺作品已很少，原因之一是幽默工業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一個諷刺作家除非訴諸于漫畫或卡通手法，就很難被人感覺出是諷刺家。”幾乎可以這么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幽默淋淋與諷刺分了家。真正的諷刺作家不再使用一般的幽默手法而是使用漫畫或卡通手法。而馮尼格特的“黑色幽默”手法基本上就是這種手法。馮尼格特本人曾一再否認自己是黑色幽默派，說“作家不是商品，哪能貼上標簽分類?”但他所采用的獨具一格的藝術手法確實具有六十年代美國某些后現代派作家的共同特征，稱為“黑色幽默”也有一定的道理。幽默而成黑色，就寓有罪惡、死亡、絕望之意。盡管西方評論界對黑色幽默的解釋各有不同，但大多數認為它是一種荒誕的幽默、戀愛的幽默、病態的幽默，也有人稱它為“大難臨頭的幽默”、“絞刑架下的幽默”。美國的黑色幽默作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以品欽、巴思為代表，作品一般都脫離現實，用黑色幽默的筆法去追求異想天開的荒誕意境，想象力固然豐富，社會效果卻較差。另一種以海勒、馮尼格特為代表，用卡夫卡式諷刺筆法來描繪與反映現實，但用的不是普通鏡子，而是哈哈鏡、折光鏡，照鏡的人不僅照到別人的臉，也照到自己的臉，但一張張都是漫畫化了的“鬼臉”。馮尼格特在《頂呱呱的早餐》里親自畫了許多插圖，有卡車、手槍、肛門、女人短褲、電燈開關等，這些都是漫畫，有所影射和諷刺。例如他畫的電燈開關就模仿畫家奧爾登堡的素描，以諷刺六十年代出現的一批所謂“流行藝術家”，他們畫汽車、可口可樂瓶和電燈開關等為了賺錢不惜賣身給大企業畫廣告，馮尼格特認為這是美國文化的墮落，《頂呱呱的早餐》從內容到書名，就是諷刺美國文藝學術的日益商業化。書中還有一幅作者的自畫像： 鼻孔冒煙，兩眼流淚，表示他既憤怒又悲傷，通過替自己畫漫畫來表達他內心的真實感情。《囚鳥》的藝術風格與《頂呱呱的早餐》基本上一致，從超現實的角度用夸張的手法把生活漫畫化，例如書中描寫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舊情人瑪麗擁有全國最大公司的多數股票后，為了防止人暗殺她，就從不露面，而是用電話作指示，再以親筆信證實，信上有她十個指頭的手印，因此有不少人想要割掉她的手，把它們腌起來，然后用她的手控制拉姆杰克公司。本書沒有什么主要故事線索或情節，也缺乏理性和邏輯性，人物象木偶，沒有性格發展，內容荒誕得甚至到了難以理解或可笑的程度 (例如寫瑪麗把自己的全部財富放在鞋里) ，悲劇的內容可以作喜劇的處理，痛苦和絕望也成了開玩笑的對象。作者在書中往往信筆所之，想到什么就寫什么，隨便變換時間空間，一個故事可以分割成零碎片斷，分布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中間穿插一些莫名其妙的滑稽插曲或作者本人的奇談怪論(如書中談到最后毀滅地球的東西可能是膽固醇) ，這樣勾勒出一幅幅瘋狂的、荒誕的畫面來影射現實，諷刺現實。本書的另一主題是寫美國知識分子如何從三十年代的激進主義轉為七十年代的保守主義，結合著主人公斯代布克的生活歷程對美國社會和政治進行挖苦和諷刺，可以說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達到了通常的現實主義手法難以達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