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薩迪《愛情的深意》愛情詩鑒賞

〔波斯〕 薩迪

我聽說有一個英俊的少年，

帶著美麗的情人一起坐船;

他們在途中遇見驚濤駭浪，

把兩人一起卷到茫茫海上。

船夫伸手搭救那可愛少年，

想把他救出水鄉里的墓園;

那少年雖然已經奄奄一息，

仍喊著說：“我的愛人在哪里!

你快去救她，救她，救她!”

臨死之前他喊出最后一句話：

“誰在患難中把他的情人拋棄，

千萬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語。”

一對可憐情人終于同時滅頂;

薩迪所說的話你要牢記在心，

因為他深深懂得愛情的深意，

像是巴格達人精通阿拉伯語。

假如你對他深愛，對他鐘情，

對世間的一切就應閉上眼睛。

假如蕾拉和瑪依農重回大地，

也將從我這卷書里得到教益。

(水建馥 譯)

《愛情的深意》，是中古波斯著名詩人薩迪代表作《薔薇園》中的名篇，題目是后加的。

薩迪(1208～1292)，原名穆沙里弗——鳥丁·本·穆斯利——烏丁;一般稱為賽義福·穆斯里弗丁·薩迪·設刺茲，是波斯詩壇上三位詩人先知之一。幼年喪失雙親，受人資助，得以學習。考入伊斯蘭教最高學府尼札米亞學院，因異族入侵而輟學，離開巴格達，開始了連續30年的漫長流浪生活。他的足跡遍及歐、亞、非三大洲，嘗盡了辛酸苦難。他深刻認識到：社會的黑暗、人民的苦難，完全是封建暴君造成的。1256年，返回故鄉，創作《果園》(1257)和《薔薇園》(1258)。

他的詩歌創作有著明確的寫作目的：教育后人。薩迪認為：一個人的一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1階段，應努力探索，盡情體驗，有時也會犯錯誤;第2階段，應總結自己的經驗和教訓，留給后代。詩人在《果園》的《序詩·寫書緣起》中說：“我自忖游子從埃及都帶回砂糖，/作為禮物，獻給親友品嘗。/我雖沒帶回砂糖饋贈親朋友人，/但甘言如始，比砂糖還甜三分。/這并非供人食用的砂糖，/是糖樣的語言，詩人寫在紙上。/我營造了這座幸福的殿堂，/旨在育人，它有十扇門兒開敞。”(張鴻年譯)薩迪想用詩的語言宣傳人生的哲理，對人們進行道德的規勸。他說：“我用美麗詞彩的長線串著箴言的明珠，我用歡笑的蜜糖調著忠言的苦藥，免得枯燥無味，使人錯過了從中獲益的機會。”他的詩歌，都是這樣的“箴言的明珠”，包著蜜糖的苦藥。

1258年的春天，一個老朋友來訪問詩人。他們曾在一個朋友的花園里歡度一夜，第二天旭日東升時，他的朋友把衣襟上插滿薔薇花，向他告別，準備上路。薩迪對朋友說：“你難道不知道這些花是不能永遠開放的?圣人說過：易變的東西不值得去留戀。”“那我怎么辦才好呢?”“為了娛悅讀者，并為了安慰一切愛好薔薇的人，我將寫一本《薔薇園》的書，其中的花朵將不會被秋風吹落，時間的循環也不會將快樂的春天轉變為凄涼的秋天。”于是，那朋友立刻取下來自己衣襟上的薔薇花，系在薩迪的衣襟上，并說：“你這心胸廣闊的人啊，完成你的諾言吧。”送走了朋友，詩人開始創作《薔薇園》的第1章。在這一年里，他完成了這部著名詩集。全詩其中共有8章：論帝王言行、論僧侶言行、論知足常樂、論寡言、論青春與愛情，論老年昏愚、論教育的功效、論交往之道。這些詩章，像開不敗的薔薇花，永遠香氣撲鼻，沁人心肺。

《愛情的深意》，是頌揚海枯石爛的愛情理想的名篇。詩人通過一對年輕戀人遇險的悲劇情節，贊頌了赤誠忠貞的愛情，表現了男女平等，純真專一的愛情婚姻理想。

詩人寫道：“我聽說有一個英俊的少年，/帶著美麗的情人一起坐船，/他們在途中遇見驚濤駭浪，/把兩人一起卷到茫茫海上。”在這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那英俊少年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他心愛的女人：“船夫伸手搭救那可愛少年，/想把他救出水鄉里的墓園;/那少年雖然已經奄奄一息，/仍喊著說：‘我的愛人在哪里? 你快去救她，救她，救她!’”這一言行同當時男尊女卑的傳統習俗，大有經庭。在中古波斯，婦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悲慘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之間，毫無平等的關系，更談不上純真的愛情。然而，詩人筆下的可愛少年，卻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救出自己的情人，而且在“臨死前喊出最后一句話：“誰要在患難之中把他的情人拋棄，千萬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語。’”這，反映了英俊少年尊重婦女、男女平等、純潔專一的愛情理想。

在薩迪生活的時代，由于伊斯蘭教的影響，重男輕女、尊夫賊婦的觀念，根深蒂固，普遍存在。當時，伊斯蘭社會的傳統，如《天方典禮》中所說：“圣人曰：婦專敬以致夫愛，夫愛猶主愛，夫惡猶主惡”，“真主以已之愛惡寓于丈夫愛惡之間”;“圣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視，父母喪，不命不往吊”，“情莫重于父母，事莫大于喪疾，非夫命，且不往視吊，況下此者乎?!”(《婦女》篇)在妻子面前，丈夫就是真主的化身。因而，妻子對丈夫，必須唯命是從，看丈夫的眼神行事，不敢違抗。同時，在穆斯林中，還存在著一夫多妻的習俗，男人對女人根本就沒有專一堅貞的愛情。《古蘭經》中規定：“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末，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女奴為滿足。”(第4章，《婦女》〔3〕)

在男女之間極不平等，丈夫可以任意摧殘妻子的時代，詩人著力宣揚：男人對女人應有真摯、平等、專一的愛情。在對英俊少年的愛情謳歌中，不僅顯示了詩人先進的愛情理想，而且反映了詩人對被壓迫婦女的深厚同情。因而，詩人說：“假如蕾拉和馬依農(像我國的梁山伯和祝英臺——引者)重回大地，也將從我這卷書里得到教益。”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在詩人高尚的愛情見解中，也表現了時代的局限性。“假如你對他鐘情，對世間的一切就應閉上眼睛”，在這里，含有以自我為中心的、愛情至上的因素。當然，詩人畢竟生活于700多年前，對這方面的瑕疵，我們不應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