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很難理解這個世界上既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也不存在永恒的社會真理。生命是運動著的，作為現實的鏡子，社會真理也無時無刻不處于運動之中。今日的真實，明日可能罩在疑問的陰影之中，隨著歷史車輪升降的不僅僅是人的命運，還有思想。在這機遇和人群的不斷流逝中，奇怪的是藝術卻得以長存，我不是指那些實用的“藝術”，而是指能夠觸動人類心靈的真正藝術。

荷馬老人的史詩曾經陪伴古希臘的游牧民族，印度的吠陀經指引牧人們贊美光明和大自然，向自然祈求茂盛的牧草和肥壯的羊群。多少個世紀過去了，可是我們今天讀到這些作品，仍能得到美的享受。莎士比亞堪稱這個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他的詩作給我們的美感甚至勝過他的同代人。菲底亞斯和普拉西特雷斯的雕塑、拉斐爾的繪畫、帕列斯特里納的音樂仍能使我們迷醉。同樣，格里戈雷·烏雷克勾勒的斯特凡大公的形象直至今日仍在激勵著我們，從他的身上我們感受到了羅馬尼亞人民的優秀品德。

可是，那些直接涉及人們的切身利益，指引他們過美好生活，告誡他們不要互相欺詐的所謂思想藝術，就是另一碼事了。

任憑你的心地多么純潔，你的用意多么善良，你引進的法制多么完善，多么美好，只要它不符合我國的情況，你就將把整個社會葬送掉。為什么？因為任何事物都不是偶像，而是活的有機體，對待它們就應該像對待任何有機體那樣。任何有機體都有誕生、成長、染疾、康復直至死亡的過程。由于類型的差異，醫治這些有機體的辦法也各不相同，斯坦吃了某種草藥會得到康復，同樣是這種草藥，布朗吃了可能會使他的疾病急劇惡化。

有人說他們發現了一種世上難尋的靈丹妙藥，可以醫治各種疑難病癥，保你藥到病除，瘋子吃了可以恢復理智，聾子吃了可以重新聽到聲音，什么皮疹啊、斑禿啊、天花啊、凍瘡啊、白內障啊、牙疼啊，只要敷上這種藥，只要服下這種藥，保證康復。我們應該怎樣稱呼這種人呢？

對這種江湖術士，我們只能稱之為騙子！

那么，為羅馬尼亞民族醫治疾病的那些人又是怎么個樣子呢？他們對各種痼疾也是只用一成不變的一帖藥，至于效果嘛，鬼才知道！

公路失修，車輛阻塞嗎？好，服上一帖自由、平等、博愛的藥，保你道路暢通。債務劇增嗎？好，服上一帖自由、平等、博愛的藥，保你財源亨通，不愁付債。學校質量差嗎？教師水平低嗎？農民窮困化嗎？手工業倒退嗎？小麥沒有收成嗎？牲畜鬧瘟疫嗎？好，好，好，用一劑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藥，保你諸事如意。

也許這些丸丹膏散在特定的場合對特定的事物是有益的，可它卻醫治不了我們的疾病。

現在，讓我們看看自由黨人是怎么配制他們的不能醫治任何疾病的靈丹妙藥吧。上個世紀，法國十分混亂。由于王宮奢侈無度，國家債臺高筑，甚至對小麥的銷售都采取了壟斷措施。苛捐雜稅和名目繁多的徭役壓得百姓透不過氣來，為了生存，只能揭竿而起。

我國的情況如何呢？斯蒂爾貝大公退位時，給國庫留下了1 600萬金幣的儲備，外加散在農村的300萬。兩國的情況不相同！

法國的稅收是通過承包的辦法征集的，為了維持宮廷的寄生生活，承包人無情壓榨社會各個階層。在我國，稅收是直接征集的，大公是富有的貴族，靠自己的莊園支付日常費用，不敢過度奢侈。兩國的情況又不相符！

在法國，法院和軍隊的顯要位置是用錢買來的，公正也是這樣，有錢就有公正。在我國，只有那些知書達理、聰明能干的人才能接近名門望族。又是不相符！

在法國，經濟問題引起的不滿情緒達到頂點，因為每個人都想得到比自己擁有的還要多的東西，奢侈和時髦耗費了大量財富。在我國，貴族們是從曾祖父那里繼承一件裘皮襖，從祖父那里繼承一條土耳其圍巾，從父親那里繼承一件體面的長袍，而且他們還打算把這些東西傳給自己的孫子，讓后輩人也為此感到驕傲。差不多每個人都是秋收冬藏，為可能遇到的苦日子留下一些積蓄。可以說人人都有儲備，因此當時整個國家都是“保守”的。又是一個不相符！

老一代人到底造了什么孽，以至受到自由黨人的如此摧殘？世道如此，有什么辦法呢？他們也是盡了自己的努力呀！他們也想自己百年之后，愿那些教堂、修道院、學校、醫院、水井和橋梁仍能記得他們的名字……還有一點不能忘記，那就是許多老一代人自己掏腰包，把他們認為“內秀”的子弟送出國讀書，為民族的幸福深造。依我看，他們這是做了一件養癰遺患的事。

何出此言？那是因為青年一代去的是一個社會生活病態的國家。豪富的上層階級窮奢極欲，恐怕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難以見到，形形色色的庸俗書刊排擠了健康的文學藝術作品。總之，在那里任何骯臟的東西都比清涼潔凈的泉水值錢。香水、糖水、扁桃水、毒藥水隨處可見，就是沒有泉水。

在那里，我們的年青人不是學習實用的東西，諸如如何有效耕作，如何教育孩子，如何醫治胃疼，如何制鞋等應用學科，而幾乎是一股腦兒地全都撲到政治上，試圖找到治國富民的妙方，這就難怪他們的知識全是從費加羅報和法蘭西共和國報上學來的了。數年之后，他們囊空如洗，帶著一幅十足的寒酸相，紛紛回歸故里，妄圖治理國政了。這一代輕松愉快的年青人生在羅馬尼亞，卻在法國長了“見識”。他們屬于一個窮國，但卻沾染了法國富有的中產階級的許多陋習。他們需要的是百萬金幣，可他們的口袋里并不殷實，遠不如一個正直的修鞋匠。這一代年青人有個特點，那就是對祖輩的傳統和美德極為不恭，蔑視美麗的民族語言，開口閉口都是蹩腳的洋文。他們用狹隘的目光衡量周圍的人與事，只要他們那顆容量為75德拉姆的腦殼(只怪造物主太苛刻了)不能理解的事，就一概予以否定。還要補充一點，這一代年青人是在巴黎郊區下等劇院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憑著這種廣博的知識，回國后第二天就要當議員、部長、大學教授和學部委員……他們是羅馬尼亞人，但是他們缺乏民族史觀，他們與羅馬尼亞民族的唯一聯系只是那塊出生地，而絕不是語言、習俗和觀察事物的方式。

于是乎他們成批成批地回到國內，滿腦子都是從法國咖啡館和頭腦不健全的作家那里得來的稀奇古怪的思想，他們用這種思想設計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世界上可能存在絕對真理，他們認為法國適用的東西對我們也同樣適用。

抵達邊境的時候，老一代人大擺筵席，為他們接風洗塵，可是這些被年輕人稱之為“魔鬼”、“老朽”、“土財主”和“守舊”的人們竟對自己的前景一無所知。他們只是感到高興，因為有這么多滿腹學識年輕英俊的人才回到國內！……

(馮志臣　譯)

注釋：

菲底亞斯： 古希臘雕塑家，生活于公元前5世紀。

普拉西特雷斯(前390—前335)： 古希臘雕塑家。

帕列斯特里納(1526—1594)： 意大利作曲家。

格里戈雷·烏雷克(1590—1647)： 羅馬尼亞編年史家，著有《摩爾多瓦公國史》。

斯蒂爾貝大公(1849—1853， 1854—1856在位)： 1848年前多次任政府部長，在農業、教育、市政建設等方面均有建樹，政見偏向保守。

德拉姆： 羅馬尼亞舊時重量單位，1德拉姆約合3。18～3。23克。

【賞析】

他的才華初露于1870年發表的兩首詩中，他被公認為最主要的羅馬尼亞現代詩人，他的思想沉浸在羅馬尼亞中世紀的光輝歷史和民間傳說中，他就是愛明奈斯庫！他的語言異常簡潔明快，寓意深刻，他幾乎影響了同時代和后來的每一位羅馬尼亞作家。在黑海之濱，在古城雅西，在許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到處都在傳誦他的作品，他是一個跨越時代和國界的愛明奈斯庫！

《兩代人》是一篇思考國家與社會命運的優秀作品，愛明奈斯庫以深刻的思考、鋒利的筆觸針砭時弊，發表了自己對于羅馬尼亞現代化進程中種種問題的思考。尤其是如何正確借鑒、吸收法國社會政治思想，并引為己國之用，成了作者筆下的重中之重。

“這個世界上既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也不存在永恒的社會真理。”作者開篇就從理論高度指出，除了“能夠觸動人類心靈的真正藝術”以外，“那些直接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社會理論和政治思潮不可能是一成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無論倡導者出于多么善良的用意，引進的制度多么完善，“只要它不符合我國的情況，你就將把整個社會葬送掉”。這一真知灼見已經在人類歷史上無數次得以驗證，畢竟“任何事物都不是偶像，而是活的有機體，對待它們就應該像對待任何有機體那樣”。如同醫治病人要對癥下藥，醫治一個千瘡百孔、亟待治療的社會，同樣也要選擇合適的藥材。至于那些兜售“包治百病”藥方的“江湖術士”，我們只能稱其為“騙子”。

19世紀后期的羅馬尼亞，社會發展步履維艱，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西歐發達國家，于是許多人急于開出藥方“為羅馬尼亞民族醫治疾病”。當時，“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響徹歐洲，在這片東歐土地上也受到了人們熱情的歡迎。然而，面對這種聲音，愛明奈斯庫并沒有簡單地隨聲附和，而是在深入思考了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之后，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也許這些丸丹膏散在特定的場合對待特定的事物是有益的，可它卻醫治不了我們的疾病。”包治百病的藥方、永恒真理般的準則是不存在的。羅馬尼亞不是法國。作者詳細比較了兩個國家在財政、稅收、消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用事實說話，印證了自己的觀點。

隨后，愛明奈斯庫開始著重分析這一新思潮的介入，給羅馬尼亞民族精神狀況帶來的影響。以“自由、平等、博愛”自我標榜的自由黨人對代表了民族傳統的“老一代人”開始了摧殘。這些留洋歸來的“優秀子弟”很多都是老一代人自掏腰包送出國讀書的，以作者看，“他們這是做了一件養癰遺患的事”。何出此言？作者理由如下： 首先，“那些青年一代去的是一個社會生活病態的國家”。愛明奈斯庫對法國的現代文明大加貶斥，認為那里“香水、糖水、扁桃水、毒藥水隨處可見，就是沒有泉水”。第二，“在那里，我們的年輕人不是學習實用的東西……而幾乎是一股腦兒地全都撲到政治上，試圖找到治國富民的妙方”。他們帶著空想與狂熱，就“紛紛回歸故里，妄圖治理國政了”。第三，這些年輕人并沒有認清祖國的歷史與現狀，“他們屬于一個窮國，但卻沾染了法國富有的中產階級的許多陋習”。種種原因導致了這些盲目西化的年輕人“對祖輩的傳統和美德極為不恭”，而對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就一概予以否定”。“他們是羅馬尼亞人，但是他們缺乏民族史觀，他們與羅馬尼亞民族的唯一聯系只是那塊出生地，而絕不是語言、習俗和觀察事物的方式。”

一個民族在剛開始接受西方文化時，總面臨著如何處理與民族感情的關系問題。我們不應該把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奉為至善至美的絕對的文化神話，同時也不應賦予西方文化以至善至美性。無論民族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實際上都是偏至的文化。一方面，它們都是有局限性的、片面的、有缺陷的文化，不能把它們理想化、絕對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都有自身的存在價值。任何文化，它的價值與偏至都是同時存在的。我們要有一種寬容，如果盡用“萬能”來衡量，一旦發現有缺陷，就很容易輕率地否認這個文化。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彼此平等的比較中，既互相吸收補充，又互相拒斥競爭；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愛明奈斯庫在《兩代人》中批判的一些年輕人，“認為世界上可能存在絕對真理”，這往往是一個民族悲劇的開始。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