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子　陳子龍

春　 恨

古道棠梨寒側側，子規(guī)滿路東風濕。留連好景為誰愁？歸潮急，暮云碧，和雨和晴人不識。

北望音書迷故國，一江春水無消息。強將此恨問花枝，嫣紅積，鶯如織，我淚未彈花淚滴。

陳子龍詞婉約深沉，常有寄托。故陳寅恪云：“臥子詩余中關涉春閨或閨閣之題目者頗多。……至于《柳梢青·春望》、《天仙子·春恨》之類，則名士民族興亡之感，與兒女私情絕無關涉。”(《柳如是別傳》)

這首詞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云：“感時之作，筆意凄涼。”那么陳子龍所感的是什么“時”呢？朱東潤《陳子龍及其時代》一書指出：“陳子龍的一生，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青年到三十歲，他是名士……從三十歲到現在(指崇禎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由于他接觸到黃道周，他認清了對于國家的責任和國步的艱難，他不再是一般的名士了，他是志士，確實以國事為己任；待到這一年出任兵部給事中以后，他是戰(zhàn)士。”從此詞的內容來看，似應作于第二階段即志士時期。唯其是志士，故“北望音書”，盼能得到北方傳來勝利的消息；而消息未來，則引起他一腔“春恨”。

詞之起首二句，便為明室的衰亡刻畫了一個蕭瑟凄涼的環(huán)境。在荒涼的古道上，棠梨在寒風中瑟縮。“棠梨”，一稱甘棠，俗名野梨，春初開小白花。由此可見，詞作于崇禎十七年左右的一個初春。“側側”，一作惻惻，形容薄寒。下句“子規(guī)滿路”，將凄涼的氣氛進一步渲染。“子規(guī)”，即杜鵑。相傳古蜀帝杜宇，讓國于開明，遂自亡去，化為子規(guī)。它鳴聲凄厲，聞之使人傷感。此云“滿路”，則子規(guī)凄苦的啼聲鋪天蓋地，到處可聞，路人當此，情何以堪！值得注意的是“東風”一詞，一般詩詞中都作褒義，而湘真詞則作別解。如《點絳唇·春日風雨有感》云：“滿眼韶華，東風慣是吹紅去。”《憶秦娥·楊花》：“輕狂無奈東風惡，蜂黃蝶粉同零落。”皆為貶義。當然此“東風”是比興化的物象，它喻指的是南下的清兵。在這里，可見作者懷有“民族興亡之感”。以下“留連好景為誰愁”，承上啟下，帶出“歸潮急”三句，進一步用惡劣的天氣比喻嚴峻的時勢。“歸潮急”，回應第二句“東風濕”，表示雨后春潮驟漲；“暮云碧”，表明天已傍晚，烏云籠罩：皆暗寓清兵壓境，形勢岌岌可危。而天氣乍雨乍晴，變幻無常，又喻人們對形勢的困惑不解。整個上片著重寫景，著意渲染，營造成一種凄苦而又嚴峻的意境，中間以“留連”一個反問句點醒，喚起讀者的沉思，用心可謂良苦。

下片著重抒情，在感情的流程中自然而然地帶出景色。王國維《人間詞話》云：“一切景語皆情語也。”此可言上片。又云：“境非獨謂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此可言下片。過片“北望音書迷故國，一江春水無消息”，即寫詞人心中之境界。由于他是志士，故“認清了對于國家的責任和國步的艱難”，而時時翹首瞻望清兵鐵蹄下的“故國”；可是“一江春水”浩渺無邊，阻擋了他的視線，也隔斷了北來的消息。南唐李煜失國后賦《虞美人》詞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子龍此句，似胎息于此，可見心中懷有多少愁恨。于是迸出“強將此恨問花枝”一句。此恨為何？家仇國恨也。在人世間，他的仇恨無人理解，曾說：“予在言路不過五十日，章無慮三十余上，多觸時之言，時人見嫉如仇。”(見自作《年譜》)于是他不得已而問花枝。可是花枝不語，只見落花陣陣，堆積滿地。而黃鶯也驚躁不安，在花枝間飛來飛去，像織布的梭子一樣。這些景象，都是詞人憂國憂時心靈的外化。結拍“我淚未彈花淚滴”，語本杜甫《春望》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皆為自然界無知之物，此刻鳥為之驚飛，花為之滴淚，便突出了春恨——也就是家仇國恨——之深之切。古人填詞，常用癡語、無理語，越是癡，越顯得情深；越是無理，越是入妙。這種移情于物的手法，比之直抒胸臆，更富于境界，更易引起讀者的想像，也更為感人。

婉約詞自花間派以來，多寫艷情，所謂“類不出乎綺怨”(劉熙載《藝概·詞概》)；至南唐李煜出，始以之寫亡國之痛。陳子龍詞形式上借用花間派，而精神上卻繼承李煜。他用綺麗的語言，抒寫時代所加于他的憂憤，意內言外，含蓄蘊藉，令人涵詠不盡，一唱而三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