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曉莉

【原文】：

陌上桑⁽²⁾

日出東南隅⁽³⁾，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⁴⁾，自名為羅敷⁽⁵⁾。羅敷喜蠶桑⁽⁶⁾，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⁷⁾，桂枝為籠鉤⁽⁸⁾。頭上倭墮髻⁽⁹⁾，耳中明月珠⁽¹⁰⁾。緗綺為下裙⁽¹¹⁾，紫綺為上襦⁽¹²⁾。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¹³⁾。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¹⁴⁾。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¹⁵⁾。

使君從南來⁽¹⁶⁾，五馬立踟躕⁽¹⁷⁾。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¹⁸⁾?“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余⁽¹⁹⁾。”使君謝羅敷⁽²⁰⁾：“寧可共載不⁽²¹⁾?”羅敷前置辭⁽²²⁾：“使君一何愚⁽²³⁾!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²⁴⁾。何用識夫婿⁽²⁵⁾?白馬從驪駒⁽²⁶⁾；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²⁷⁾；腰中鹿盧劍⁽²⁸⁾，可值千萬余⁽²⁹⁾。十五府小史⁽³⁰⁾，二十朝大夫⁽³¹⁾，三十侍中郎⁽³²⁾，四十專城居⁽³³⁾。為人潔白皙⁽³⁴⁾，鬑鬑頗有須⁽³⁵⁾。盈盈公府步⁽³⁶⁾，冉冉府中趨⁽³⁷⁾。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³⁸⁾。”

上邪⁽³⁹⁾

上邪⁽⁴⁰⁾!我欲與君相知⁽⁴¹⁾，長命無絕衰⁽⁴²⁾。山無陵⁽⁴³⁾，江水為竭，冬雷震震⁽⁴⁴⁾，夏雨雪⁽⁴⁵⁾，天地合⁽⁴⁶⁾，乃敢與君絕⁽⁴⁷⁾!

有所思⁽⁴⁸⁾

有所思⁽⁴⁹⁾，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⁵⁰⁾?雙珠玳瑁簪⁽⁵¹⁾，用玉紹繚之⁽⁵²⁾。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⁵³⁾。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⁵⁴⁾!雞鳴狗吠⁽⁵⁵⁾，兄嫂當知之。妃呼稀⁽⁵⁶⁾!秋風肅肅晨風飔⁽⁵⁷⁾，東方須臾高知之⁽⁵⁸⁾!

【解讀欣賞】：

漢樂府指由漢代樂府機關所采集并演唱的詩。樂府原是制樂機關的名稱，創立于秦代。漢武帝時將樂府擴大，成為掌管配制樂譜、收集民歌的專門機構。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僅西漢就有民歌一百三十多首，因年久散失，現存的只有三四十首。這些詩原本都在民間流傳，經由樂府而保存下來，漢人叫做“歌詩”。魏晉六朝時人才開始稱作“樂府”或“樂府詩”。后世文人對這種形式的詩歌多有仿作，也稱“樂府詩”。宋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收集唐五代以來的樂府詩100卷，分12大類，漢樂府民歌多編輯在《相和歌詞》、《鼓吹曲詞》和《雜曲歌詞》三類中。《陌上桑》屬《相和歌辭》。漢樂府詩中最具思想和文學藝術價值的部分是從民間搜集來的民歌，其中有兩篇最著名的五言敘事詩是《孔雀東南飛》(又名《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并序》)和《陌上桑》。限于篇幅，《孔雀東南飛》不能作為重點閱讀篇目。本講只就《陌上桑》一詩的介紹來展現漢樂府民歌的創作特色和藝術風貌。

我們知道中國文學歷史悠久，并有著獨具的民族形式、美學理想和發展道路。先秦時期代表北方黃河流域中原文化精神的《詩經》(風)和濃縮著南方長江流域楚文化精髓的《楚辭》(騷)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蘊涵和巨大、深刻、深遠的影響，被譽為中國傳統文化之“雙璧”，成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兩大源頭與傳統。后世文學無不受它的浸潤和滋養。被班固《漢書·藝文志》概括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就正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詩經》“風”詩傳統精神的再次光大與發揚。

在一貫秉承“以實錄的方式寫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作為其光輝典范的160篇《國風》與三四十首漢樂府民歌，真實記載了那一特定時代中“饑者”、“勞者”們所特有的“食”與“事”；真切抒發了他們在求“其食”與行“其事”過程中“緣事而發”的喜怒哀樂；這些民歌如同我們民族歷史檔案中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錄影帶，把我們漢民族群體處于少年和青年兩個不同生長階段的生活、生存現狀，與心理、心智的發育過程真實地記錄下來。今天當我們把這些不同時代、相同題材的民歌放在一起進行“文學”與“人學”相互印證的比較分析時，你會發現就“人學”意義而言，如果說上古神話是我們民族童年時代的回聲；《詩經》“國風”是我們民族少年時代的留影；那么漢樂府民歌和以及下一講中的《古詩十九首》則是我們民族青春期快速生長發育階段的成長記錄。從這些記錄中你可以看到，這個民族的精神情感日漸豐富和充盈，他們的理性與心智日趨健全和成熟。若就其“文學”上的意義而言，此一時期以樂府民歌與《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漢代抒情文學，其審美趣味陡然間豐富提高起來，文學創作手法、情意表達方式，以及文字表現技巧等方面都產生了跨越性的進步，達到了自覺融合前代優秀文學傳統，并加以創新的程度。這一切在《陌上桑》的人物、事件、情節、及敘述表現手段上都有所體現，下面結合對此一詩的解讀來進一步說明。

《陌上桑》突破了傳統的“以實錄的方式寫現實”的現實主義創作模式，在“以虛寫實”中疏通并融合了“詩”“騷”兩大文學源流。這首先體現在對“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創作題材的拓展上。《陌上桑》的故“事”并不像《詩經》中“勞者歌其事”的“事”一樣確有一件具體情事在。《陌上桑》的母題淵源甚遠。中國古代的北方盛產桑樹，養蠶業也相當發達。每當春天來臨，女子們便紛紛外出采摘桑葉，“陌上”、“桑中”也就成了男子們大飽眼福和尋覓浪漫艷遇的極好場所。《詩經·魏風·十畝之間》對其情景有生動的表現。于是“桑間濮上”，便產生了許多與采桑女有關的浪漫故事與傳說。其中一個主要的母題原型，就是一過路男子向一采桑女子求愛。像上古的大禹與涂山女的傳說，春秋的解居父傳說，魯國的秋胡妻傳說等等，都是具有這種母題影響的故事。《陌上桑》則是這一母題在漢代的變奏。它已不再是漢代“桑林”生活中的一件新鮮事件了，詩人的創作重點只在“感于哀樂”，而不再關注于對所“緣”之“事”的記敘了。其次，故事中的主人公秦羅敷，也并非現實中實有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28引崔豹《古今注》說：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這里把《陌上桑》與秦羅敷說得如此確鑿，不免引起后世的頗多質疑。人們不免要問：作為“王仁妻”的秦羅敷為何在《孔雀東南飛》中又出現了?焦母為兒子焦仲卿再娶的也是“秦羅敷”，這顯然跟《陌上桑》中的秦羅敷不會是同一個人。再據游國恩先生考證：《漢書·武五子傳》的《昌邑哀王髆傳》載，昌邑王賀有妻，名也叫羅敷。可見漢詩中的“秦羅敷”已經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而是漢代美女的通稱。由此看來《陌上桑》無論其人其事都不是紀實性的，而是一首虛構性的敘事詩。這顯然對《國風》以來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一大突破。

再如故事細節及其表述上，《陌上桑》以虛寫實，似實而虛的寫法與夸張戲謔的筆調極富有浪漫主義的趣味，這體現了漢代文學的長足進步。《陌上桑》的浪漫性，主要表現在詩歌前半部對于羅敷之美的夸張描寫方面。《陌上桑》故事情節很簡單，語言也相當淺近。詩篇敘述一位美貌絕倫的采桑少婦于城南采桑時遇一色欲熏心、企圖仗勢非禮之太守的調戲，女主人公以機智、詼諧的方式回擊了太守的無理與無恥，捍衛了自己的尊嚴。詩篇結構看起來也很簡單，按音樂劃分為三解，其文字內容，也相應地分為三段。第一段著重寫羅敷的美貌和人們對她的喜愛。起首四句，從大處說到小處，從虛處說到實處，是典型的民間故事式的開場白。同時，這四句也奠定了全詩的氣氛：明朗的陽光照耀著絢麗的樓閣，樓閣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艷麗明媚，光彩流溢，好像中國年畫的味道。“照我秦氏樓”，既是親切的口氣，也表明詩人是站在羅敷的立場上說話，并由此把讀者引入到這種關系中去。而后羅敷就正式登場亮相了：她提著一只精美的桑籃，絡繩是用青絲編成，提柄是用桂樹枝做就。這里器物的精致華美，是為了襯托人物的美好和高貴。再看她的打扮，頭上梳的是斜倚一側、似墮非墮的“倭墮髻”(東漢時一種流行發式)，耳朵上掛著晶瑩閃亮、價值連城的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紅綾子短襖，下身圍一條淺黃色帶有暗花紋的綺羅裙。一切都是鮮艷的、明麗的、珍貴的、動人的。這好像是一個采桑的農婦，其實是一個理想中的美女。不知怎的，每每讀到這里總會聯想起下面的句子：“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屈原《離騷》)“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蘇軾《前赤壁賦》)照理說，《陌上桑》的作者是不會有“香草”“美人”之用心的，但恰是在這無所用心的，美夢一般的美名、美居、美器、美飾、美服、美女的描繪中，才真切地感受到了當時我們民族所具有的生活品位和審美心理取向。接下來是應該寫羅敷的體態美與容貌美了。但這很困難。因為詩人所要表現的，是絕對的、最高的美，而這種盡善盡美之“美”又是無法加以具體描繪的。誰能說出什么樣的身材、體態、眉目、唇齒算是完美無缺的?況且作者也不可能滿足所有讀者各具標準的審美欲求。于是作者巧妙地將筆勢一蕩，不再往羅敷身上下工夫了，而是借助周圍被羅敷美姿、美色所吸引之人的神態行為來反襯渲染羅敷的美貌：年歲較大，性格沉穩些的過路人放下了擔子，他假裝走累了，停下歇腳，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羅敷失神地張望，一邊手捋著胡須，掩飾其目瞪口呆的神情；那一幫年輕小伙子已經快不能自持了，有的脫下帽子，整理著頭巾，像是在賣弄，又像是在逗引；種田的“耕者”、“鋤者”更糟，他們看得失魂落魄，不但活也干不下去了；回家還故意跟老婆找茬，發脾氣，理由只因見到羅敷，才嫌老婆長得太丑了……這些都是詼諧的夸張之筆，令人讀來不禁失笑。其效果，一是增添了故事的戲劇性與趣味性，使得場面、氣氛都活躍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從虛處落筆，無中生有，表達了不可描摹的完美。反正，你愛怎么想象就怎么想象，你能想象到什么程度就想象到什么程度，總之，羅敷是天下最美的。這實在是一極其經典的絕妙傳神之筆。觀羅敷的一節，也最近于前文“桑林”故事原型的本來面目。它所表現的，是異性間的吸引，是人類天性中“愛”與“美”的永恒主題。但它又不同于《詩經·氓》中“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氓，和“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的采桑女。一方面，那些觀者是有分寸，有節制的：他們都只是遠遠地伸長了脖子看羅敷，卻不敢走近搭話，更不敢有越軌之舉；而羅敷好像同他們也并不發生關系，旁若無人。這就在男女雙方之間，設下了一道無形的防線。這便是詩篇所蘊涵的“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的“載道”主題。雖然如此，羅敷的表現也是很有分寸的：盡管有那么多人在圍觀，那些小伙子幾乎就要沖破防線了，但作者也沒讓羅敷給他們來一通義正辭嚴的斥責。不然，就大煞風景，太令人掃興了。要知道這“桑林”故事發展到了漢代，已在原來“美“與“愛”的主題之外，又多了一重“善”，即道德的主題，這雙重主題作者都要照顧到。而詩的第一段，主要突出了美與愛的第一主題，但同時還不至于讓它破壞道德的主題。這便是漢代民間文學多重審美趣味與審美取向并存的表現之一。

接下來的第二段，詩篇的主題開始轉向了。“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好大氣派!“使君”是對太守、刺史一類官員的尊稱，他們執掌一個地區的管制權，權勢大，氣派自然大，膽子跟著也大。別人見了羅敷，只是遠遠地看著，這位使君就不甘心如此了。于是派了手下人去問：這是誰家的漂亮女子?多少年紀了?羅敷不動聲色地一一作答。這都是為了充分地展開情節，使矛盾沖突有一個醞釀的過程。若是一上來就劍拔弩張，文學趣味就少了。順帶，還要交待出羅敷的年紀：十五至二十之間。中國古人認為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光。再接下來故事進入矛盾沖突的高潮。使君問道：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車，跟我回家?羅敷的回答猶如當頭一棒：“使君一何愚!”有了“一何”二字，語氣十分強烈。理由是很簡單的：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各安其家室，乃是禮教之大義，豈可逾越?這一節的道德蘊含是從秋胡戲妻故事中繼承來的。據《列女傳》和《西京雜記》所說：秋胡新婚方三月，即辭家游宦。三年后衣錦還鄉，路上遇一采桑女，見而悅之，進而調戲，終遭拒絕。回到家里，方知剛才那位女子原來是自己妻子。其妻也明白了真相，對丈夫的不良品性十分怨恨，于是赴沂水而死。與秋胡故事相比，《陌上桑》的可愛之處至少有兩點，一是羅敷樂觀、機智的性格決定了她不必以死作代價來捍衛道德，二是故事的喜劇式結局，使人并不感到“道德主題”的過分沉重。這又是漢代文學性情豐滿、趣味豐富的體現。但無論如何，道德主題總是要在美與丑、善與惡的沖突中才能表現得鮮明強烈。

第三段緊接上一段的末句“羅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鋪展地夸耀丈夫。羅敷到底有沒有那么一個丈夫?這又是表現技法上的虛實結合。盡管在一般讀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歡文學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但也無奈何。因為這一段作者是要彰顯羅敷的內在美，即道德品格上的忠貞，所以總要有個丈夫來寄托她的忠貞。不過第三段并非完全是從道德主題著眼的。不然，完全可以讓羅敷來一通說教。但如果真是那樣，這個美女馬上就會變得索然無味，叫人喜歡不起來了。所以作者也是適可而止，道德大義在第二段用結末二句話點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轉向一層富有喜劇色彩、詼諧的情節，使讀者依然能夠享受到文學的趣味。羅敷夸婿，完全是有針對性的。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勢，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勢：丈夫騎馬出門，后面跟著上千人的僚屬、差役；他騎一匹大白馬，隨人都騎黑色小馬，更顯得出眾超群；他的劍，他的馬匹，全都裝飾得華貴無比。與秦羅敷“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的佩飾相匹配。她接著再夸丈夫的權位：丈夫官運亨通，十五歲做小史，二十歲就入朝作大夫，三十歲成了天子的親隨侍中郎，如今四十歲，已經做到專權一方的太守。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雖然是同等官職位，將來的前程，恐怕是難以相提并論了!最后又夸到丈夫的相貌風采：丈夫皮膚潔白，長著稀稀的美髯，走起路來氣度非凡，用這些來反襯使君的委瑣丑陋。這么一層層夸下來，羅敷越說越神氣，越說越得意，使君卻是越聽越沮喪和膽怯，最后必然是灰溜溜地逃之夭夭了。讀者自然也跟著羅敷高興到故事的結束。需要說明的是，羅敷的這位丈夫，簡直就是童話中白馬王子，不可以拿現實生活的邏輯去查考。但這個人物在故事里卻是合理的存在。前面說了，《陌上桑》有雙重主題，但作者處理得很好，并沒有彼此分離，或使你感到生硬。從“道德”主題來說，至少在本詩范圍內，作者所彰顯的道德是合理的。在這里，堅貞并不是一個抽象的、違背人性的信條說教，而是與確實可愛的丈夫及幸福的人倫、天倫樂趣聯系在一起的。從“美與愛”的主題來說，也沒有因為道德約束的存在而受到過分的削弱。羅敷的美貌，在作者神妙的筆下表現得動人心魄，取得了以前文學作品所未有的效果。愛慕美色，其實是人的天性，對于常人出于愛美之心而略有失態的行為，作者只是稍作揶揄，始終不失人情味。何況羅敷并非那種徒有美貌的人，她不慕錢財、不慕權貴，熱愛勞動、忠貞自守的品性與她美麗的容貌，聰慧的頭腦，自尊自衛的能力恰好使“好美德”與“愛美色”的雙重主題重疊起來。況且作者表現“道德”主題的方式，是用與描寫“美色”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副筆墨一一避虛就實，處處從實處落墨。作者既不出面發表議論，也不用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表態，只是從正面把羅敷的全部行為、語言原原本本地實地如實記錄下來。這大段精彩的人物對話與獨白，較之邏輯混亂、情緒化成分較濃、以第一人稱“賦”法敘述的《詩經·氓》，不僅其“即心即物”的敘事更加客觀、連貫、具有條理，還使其筆下的“美女羅敷”形象更加真切、生動和傳神。于是，作為漢代“美女”的通稱的，從容果敢、機警睿智、不畏權貴、敢于斗爭的“秦羅敷”便混含著《離騷》中“美人”“香草”味道，從此以民間版本的面目宣告誕生，從而也進入后世“美女”的行列。由此可見，“秦羅敷”形象本身確實不乏傳奇與浪漫色彩，但這一體現著我們民族群體當時心性、心態、心智以及心理素質發育與成熟程度之形象被塑造出來的過程與手法，卻正是漢樂府民歌所具有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突出成就。

即將結束本文之時，忽然突發奇想——美麗、聰慧的采桑女秦羅敷有朝一日也會“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的，倘若他那位“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余”的“白馬王子”一旦也“士貳其行，二三其德”起來，那么她又該當如何面對呢?通觀漢樂府民歌中的同類題材，我想她也不外乎以下幾種選擇吧：一種可能是忠貞到底，愛你沒商量——“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另一種可能是敢愛敢恨，拿得起放得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有所思》)。還有一種可能是好離好散，主動分手——“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時相遣歸。”(《孔雀東南飛》)總之，秦羅敷究竟會作出哪一種抉擇雖然不可確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以漢代女子群像性情特征的“忠”與“烈”來推斷，她不會再像《詩經·氓》里淇水畔那位受虐被棄的采桑女一樣“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那般溫柔敦厚，逆來順受了。

【閱讀思考】：

漢樂府民歌《陌上桑》與《詩經·衛風·氓》是否同屬同一類題材?試比較這兩類民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在性情特征與抒情方式上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