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石洲詩話》

清代翁方綱撰，共八卷。前五卷評唐、宋、金、元詩。第六卷為《漁洋評杜摘記》，對王士禎(漁洋)評語，辨析真贗，且多批駁。第七、八卷分別解說元好問、王士禎的《論詩絕句》。此書集中闡發了翁方綱標舉的“肌理說”。

翁論詩“必以肌理為準”，認為詩必言諸肌理，而文求其實際。對“肌理”的理解有幾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肌理即文理，是對詩歌風格的要求;二是認為肌理指義理， “義”一是指繼承朱彝尊，王奇齡、厲鶚的學問理論，一是指融經入詩，寫詩以發揮經典思想;三是認為肌理是指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的學問，有時也兼指文理。翁方綱曾說： “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肌理，應兼指義理與文理，是質實的內容和雅麗的形式的統一。翁方綱曾對“理”字進行區別，其《杜詩“熟精文選理”的“理”字說》曰：理當“根極于六經”，此“理”即義理，是指以六經為主的儒家學問; “風雅頌，三經也;賦、比、興，三緯也，皆理也。”“言有物”是“理之體”，“言有序”是“理之經” (這與方苞理論相近)，所言之“理”即是文理，對文學技巧形式因素的要求。翁認為詩歌創作要以義理為主，文理為輔，但詩要做到理不外露，俟讀者而后說之。翁極崇宋詩，認為“宋詩妙在實處”， “宋人精諸，全在刻抉入里，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宋人“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詩日密。”這種觀點充分體現了當時學問家、經學家的觀點。把詩視為“合性情卷軸而一”的東西，重點在于學問，而對詩歌情感的要素有所忽視，袁枚批評其是“誤把抄書當做詩”。

書中對“以臨摹字句為主”的“格調說”給予了批評，認為格調說之病在蹈襲， “泥于格調而偽體出焉”，但他并不反對格調，而是要以“窮形盡變”之變來矯之。翁雖然十分推崇王士禎的“神韻說”，但又不滿于它的空寂，要以“正本探源”之法矯之，并提出“欲以肌理說實之”，企圖把神韻、格調、肌理說熔為一體。所以，從實質上看， “肌理說”只是對“神韻說”和“格調說”的發展和修正，并沒有提出什么積極意義的觀點，只是在舊學說上涂上一層“學問”的色彩，在詩歌創作中進一步加強對儒家思想的宣傳而已。正由于其擬古的本質，所以此書絕口不提袁枚所主張抒寫性靈，寫真性情，重“真”、 “活”、 “新”的“性靈說”。肌理說是與當時清代文壇上出現的“考據、義理、詞章”理論相呼應的，在當時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