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宿建德江》

孟浩然（689—740）是一位長于寫五言詩的盛唐詩人，其詩風與王維相近，并稱“王孟”。下面是他的一首題作《宿建德江》的五絕：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這首詩寫于暮色降臨、客愁轉深之際。全詩四句，二十個字，句句相承，字字相扣，以多種因果關系暗中鉤連，暗中承接，針線極其綿密。

就四句詩分別來看：首句中，“泊煙渚”緊承“移舟”，是為“泊”而“移”；次句中，“客愁新”緊承“日暮”，是因“暮”添“愁”；第三句中，“天低樹”緊承“野曠”，是因原野之“曠”而感到天宇之“低”；末句中，“月近人”緊承“江清”，是因江水之“清”而感到月影之“近”。就整首詩貫串來看：它以“日暮客愁新”句為中心，照應上下，聯結全篇。對于上句所寫的移舟泊岸之事、洲渚籠煙之景，這句中以“日暮”兩字承接，以“客愁新”三字承轉，一合一開。一方面，其事、其景收結為日色已暮；另方面，此事、此景又引出客愁添新。至于下兩句所寫的野曠天低、江清月近，則既由這一句宕開，又從這一句生發，是因“日暮”才有這樣的景色，因“客愁”才有這樣的感受。

不過，對這首詩作這樣的剖析，并不是說：詩人在我與物會、情與景融，進而運思謀篇、遣詞造語時，曾苦心推求事物的前因后果，精心安排字句的上呼下應。他只是具有如王國維《人間詞乙稿序》所說的既能“觀我”又能“觀物”的本領，以善感的詩心、敏銳的詩筆，如實寫出了當時之事、當時之景、當時之情，而其事、其景、其情自有其內在的聯系。而且，還須指出，詩人之“如實寫出”，不一定是對外界景物作客觀上的忠實描述。以這首詩的警策——后兩句來說，它們就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如實”，而是詩歌這一特定文學形式所要求的“如實”。

“野曠天低樹”句中的“天低樹”，乍看似違反理性、背離真實。因為，天空本無邊無際，一片青冥，并無可見的形體，不可能與有形之體比高低，既無所謂高于樹，更無所謂低于樹。至于依照慣常的說法，天是至高無上的，是高于萬象萬物的。在詩人的夸張的筆下，至多說“黛色參天二千尺”（杜甫《古柏行》），“連峰去天不盈尺”（李白《蜀道難》），而這句詩竟說天比樹低，豈非既無理又不真？但它在藝術效果上卻給人以更真切之感。這說明，詩人的寫景狀物，往往并不只要求其進行理性的觀察、從事客觀的表述，還要求其寫出自我的感受、攝取當時的直覺，甚至容許包括剎那間的錯覺。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特定的時間內、特定的心情下，詩筆可以偏離客觀的真實，徑寫其主觀的真實；超越生活的真實，升化為藝術的真實。這一“天低樹”

的描寫，在客觀上、理性上確不合乎一般人心目中的真實，其中有視覺上的錯誤。但在詩人說來，這是他在泊舟煙渚后、極目遠眺時，所見到的瞑色和野景。天低于樹，正是他當時的實感、直覺；寫為詩句，只有用一個“低”字才能把他當時的感覺傳達給讀者，做到藝術上的忠實。這一感覺，近似戴叔倫《泛舟》詩所說的“夜靜月初上，江空天更低”，以及蘇軾《澄邁驛通潮閣》詩“杳杳天低鶻沒處”，都是在一個曠闊的空間里一直望到地平線時產生的印象。這里自有其主觀的真實、藝術的真實。按照詩歌的要求，也許可以說，有的時候如果只作客觀的、理性的描寫，不成其為詩，或不可能成為好詩。孟浩然的這句詩，如果不說天低于樹而說天高于樹，就反而沒有捕捉住詩人當時的感受，也無藝術感染力可言了。謝榛在《四溟詩話》中說：“貫休曰‘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景實而無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應當說，“雪花大如席”，是在大雪紛飛、漫天蓋地時可能產生的感覺，除了藝術夸張外，虛中也有實在。

“江清月近人”句中的“月近人”，似乎也不是合乎理性、合乎現實的描述。因為，運行在天上的月亮固然遠離人間，反映在水中的月影則本非實體，也無所謂遠人或近人。這個“近”，當然不是客觀上的“近”，而是主觀上的“近”，是詩人獨立船頭，在暝色四合中把視線從遠方回到近處、由天邊移到水上，面對那夜月初上、倒影入江的景色時所形成的距離感，其中，顯然有錯覺成分。但杜甫在《漫成一絕》中也說“江月去人只數尺”；這因為：就當時詩人之所見而言，眼前的月影卻明明是近在咫尺的。前面曾提到，在曠闊的空間里產生的“天低”之感，戴叔倫、蘇軾與孟浩然初無二致；這里又看到，在夜泊水上時產生的“月近”之感，杜甫與孟浩然亦復相同。足以說明，這個“低”與“近”的描寫，既有其獨特性，也有其共同性，盡管是客觀事理所無，卻正是人人心中所有，因而其所寫之景能引起讀者的共感，使讀者不但不感到其有失真實，反而感到其倍加真切。

當然，這兩句詩之特別感染讀者，成為古今傳誦的名句，還不僅因其寫景真切，而且因其景中寓情，使人神與俱遠。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說，這首詩“下半寫景，而客愁自見”。黃叔燦在《唐詩箋注》中也說，對這一聯詩，“人但賞其寫景之妙，不知其即景而言旅情，有詩外味”。如果細加玩味，不難體會出：這兩句詩中呈現的，不只是當時客觀存在的物象，而且注入了詩人隨日暮而加深的“客愁”，是帶有感情色彩的意境。

前面說“日暮”是“客愁新”之因，是從生活體驗來說的。在生活中，暮色漸濃的時候總是愁人添愁的時候。這時，詩人的新愁由日暮而引起，是先有日暮，才有新愁，如鮑照《日落望江贈荀丞詩》所說的“旅人乏愉樂，薄暮增思深”，也如劉長卿《瓜州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歸揚州道中寄》所說的“惆悵江南北，青山欲暮時”，以及辛棄疾《菩薩蠻》詞所說的“江晚正愁予”。但是，從創作體驗來說，詩人應是因愁而感，因愁而寫，讀者從詩句中看到的暮色是因愁而現，是心中先有新愁，筆下才有日暮，其因果關系是倒轉過來的。因此，欣賞這首詩，既要從日暮泊舟來看詩人愁思之所起，也要從詩筆下的野曠天低、江清月近的暮色來看詩人愁思之所注。從“野曠”句可以聯類想起的，有岑參《過磧》詩“黃沙磧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以及無名氏《隴頭歌》“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等詩句。其所表達的都是一種迷惘孤寂的旅情；但兩詩明白道出了“客行迷”和一身“飄然”之感，而孟句則把這種愁思隱寓在看似純景色的描寫中，就更有耐人咀詠的詩外之味。從“江清”句也可聯想起一些類似的詩句，如朱超《舟中望月詩》所說的“大江闊千里，孤舟無四鄰，唯馀故樓月，遠近必隨人”。其孤旅獨泊之情可能是相同的；但朱詩是情見句中，意盡篇內，而孟句只用一個“近”字隱約透露情意，就在詩外留有更大的尋味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