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蝗至浮云嶺，山行疲苶①，有懷子由弟二首》原文
西來煙障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
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憑犬附書。
自笑迂疏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余。
其二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香。
久廢山行疲犖確，尚能村醉舞淋浪。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
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注〕　①疲苶（狀犻é聶陽）：疲倦，勞累。

【蘇軾詩集:捕蝗至浮云嶺，山行疲苶①，有懷子由弟二首鑒賞】

此二詩是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八、九月間東坡將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是年，東坡三十九歲。子由時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咸淳臨安志》：“浮云嶺，在於潛縣南二十五里。”（於潛，浙江縣，在臨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東坡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災害，所謂“止水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吳山》）。熙寧七年，京東旱蝗，“余波及于淮浙”（《上韓丞相論災傷書》）。東坡因捕蝗至於潛，作此二詩寄子由，以抒發自己的抑郁之情。

第一首寫捕蝗所感。首二句寫蝗災嚴重情況。飛蝗成陣，像彌天塞地的煙霧自西方蜂擁而來，雖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那樣迅猛、密集。東坡本年十一月到密州任《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追敘這段情況說：“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其至於潛，又有《戲於潛令毛國華長官》詩云：“宦游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此詩用一“塞”字、“遍”字，極寫蝗勢之烈。

三四兩句痛斥當時官吏蓄意隱瞞災情，不顧人民死活的罪惡行為。當時京東一帶的某些地方官為了獻媚執政，美化新法，竟公然隱瞞災情，虛報“蝗不為災”，甚至還宣稱蝗蟲能“為民除草”。詩人對這種鬼蜮行徑，義憤填膺，他在《上韓丞相論災傷書》中用自己親身見聞，大聲疾呼地加以駁斥說：（軾）“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凡三萬斛。然吏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蟲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詩中“新法清平那有此”二句正是針對這一事實，為民請命，發出的憤怒呼聲。詩人用揶揄的口吻說：既然你們矢口否認事實，說什么新法清平，一切都好，蝗蟲不但不能為災，反而會幫助農民除草；但蝗災卻是鐵的事實，否認不了；那么，它又是從哪里來的呢？也許只能說是我這個倒楣鬼給帶來的了！這是何等荒謬的邏輯！三四句噴薄而出，如聞其聲。

五六句言為吏辛苦，欲訴無門，因而更加思念自己的親人。“烏銜肉”用黃霸事。《漢書·黃霸傳》說，黃霸為潁川太守，派了一個長年廉吏出外察訪，囑咐他要保密。這個廉吏不敢住宿郵亭，只好在路邊弄飯吃，卻碰上“烏攫其肉”。這事被人看見，告訴了黃霸。那廉吏察訪回來，黃霸一見面就向他慰勞說：“你真辛苦了，在路邊弄飯吃，老鴉銜走了你吃的肉！”東坡用此事，言自己此次因捕蝗入山，風餐露宿，深感為吏之苦，欲訴無人，因而很想和子由談談；而山川阻隔，寄書無由，這就倍增痛苦了。“犬附書”用陸機事。《晉書·陸機傳》記陸機在洛陽，常靠一條駿犬和家里人往來傳達書信。二句用事精切，對仗工整，增加了語言表現力量。

七八句又回到捕蝗事上來，說自己雖然滿腔義憤，欲訴無人，但仍然想要“理蝗余”，努力做好蝗災的善后工作，這股傻勁，連自己都覺得有些可笑了。東坡的可貴處，正是這種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要堅持為人民做好事的積極精神。他晚年在寫給老朋友李公擇的一封信上說：自己“雖懷坎于時，遇時有可尊主澤民者則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一個偉大詩人，是需要這種獻身精神的。

第二首著重寫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點明時令、景物。重陽將近，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紀行。自己久不登山，今天為了捕蝗來到這山石犖確的浮云嶺，深感疲苦不堪；然而自己正處在壯年，豪情未減，偶逢一杯村酒，猶能醉舞淋浪，覺得精力有余。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一天的疲勞，暫時忘卻，頓覺寵辱不驚，夢魂安穩；然而，這片時的安閑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那時局的動蕩，黨派的傾軋，仕途的巇崄，以及眼前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自己奔走呼號、欲訴無門的忿懣……這一切，不覺涌上心來。詩人用“人間憂患長”五字加以概括，真是感慨系之矣。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全詩經此兩度抑揚，聲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

結尾緊承“人間憂患長”意，想到今天這種疲于奔走、形同廝役的處境，蘇軾詩文鑒賞辭典０２不禁忿忿然說：我真想像馮良似的殺馬毀車，從此遁去，至于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著再來和我討論了！《后漢書·周燮傳》載：一個叫馮良的人，三十歲，為縣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恥在廝役，因毀車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為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家里人滿以為他死了，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東坡用此事，也和當天山行疲苦、情緒不好有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是孔子的教訓。在封建社會里，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東坡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兩年多以前，東坡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中就說：“眼前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去未能。”說自己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貪戀君恩，未能決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東坡在去杭赴密道中寄給子由一首《沁園春》詞又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認為出仕或歸隱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今天因捕蝗疲苦這個具體事件的觸發，天秤不覺偏到那一端了。這和第一首結尾“理蝗余”的積極態度看似矛盾，其實不然。應該看到，在東坡思想上，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兩首詩的結尾不過各有側重耳。《烏臺詩案》提到“獨眠林下”這四句詩時，東坡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正是東坡的痛苦所在。當然，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是一種進步。但是也要看到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給農民帶來的不利。因此，不能因為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讀東坡這兩首詩，應更多地著眼于他對人民的同情。

這兩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沖激，抑揚頓挫，感慨遙深，用事精切，寫出了內心深處的難言之情，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別真切動人。

字數：2611

作者：白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