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歲寒堂詩話》

南宋張戒撰。原本已佚，今本從《永樂大典》輯出，尚完備。

張戒論詩，繼承了詩言志的中國詩歌理論傳統，他從詠志和詠物的不同角度，對詩的本質及其對詩人創作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對比。他認為： “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他把詩的志和情聯系在一起，志是作者創作意識，情則是志的藝術內涵，二者互為表里，構成詩的本質，以情為內涵的詩人之志才能成為詩的表現對象。因此從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來說，他認為“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余事。”詩人要以言志抒情作為創作的第一要義，至于所謂“詠物”，只是在作為作家的情志感發于物時，才可能成為作家審美的對象而進入作家的審美創造中。這就是說，作家當以言志為本，詠物寫景，乃為余事。張戒認為，曹植“明月照高樓”，陶潛“狗吠深巷中”之所以為后人不可企及，其原因正在于他們“本不期于詠物”。對他們來說，要表達的是由萬物感發的情志，并使外在事物成為自身的審美對象化，于是，“詠物之工，卓然天成”。從這一審美觀點出發，張戒批評了蘇軾、黃庭堅的詩歌創作，指出他們并沒有理解詩歌的內在審美旨趣，在與客觀事物沒有形成審美觀照的情式下，為詠物而詠物， “以用文為博”， “以押韻為工”，雖盡善而不能盡美，不能創作出韻味雋永，深寓寄托的佳作名篇， “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從而也破壞了以言志抒情為本的詩歌傳統。

張戒詩論把詩歌的韻、味、才、氣等為藝術標準，講求意蘊和寄托，反對蘇軾“以議論作詩”，反對黃庭堅“補綴奇字”的作詩手法、風格，要求詩歌創作必須向“專以言志”的建安、陶、阮及《詩經》、樂府的詩歌傳統學習。張戒論詩繼承了《詩大序》的言志說，并進一步把情作為志的藝術內涵。他以此分析了從《詩經》到唐詩的藝術成就，對認識詩的本質，研討唐宋詩創作的優劣得失都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