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詞史，大體上經歷了興起期、高峰期、衰落期與復興期四個階段。縱觀此四個階段，南宋恰值高峰時期。它的時間很短，只有150余年（1127—1279），加上遺民詞的創作，也還不足200年。比之唐（從中唐算起）、五代、北宋在內的興起期（共約370年），時間約少200年。比之元、明的衰落期（共370余年），時間同樣約少200年。比清代的復興期（260余年），時間也約少近百年。但是，南宋詞的價值、地位、影響，卻遠遠超過詞史上其他三個歷史時期。因此，把南宋詞歸結為詞史的高峰期，應當說是順理成章，當之無愧的。如果可以把詞史同中國詩史加以比較的話，那么，南宋詞的地位應當說跟詩史中唐詩的地位差不多。在此，我們想借唐詩中的三個詩句來概括南宋詞在詞史上的高峰狀態。

首先是“眾星羅秋旻。”（李白《古風》其一）南宋詞人為數眾多，名家輩出。按本書《前言》所引統計數字，在《全宋詞》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南宋則有646人。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又增補南宋詞人49家（待考者未計在內）。不僅如此，偉大杰出的詞人也多出現于這一歷史時期；中國詞史上最杰出的兩位女詞人——李清照和朱淑真——也都出現在南宋詞壇。正是這些風格各異，俊彩紛呈的詞人，像秋夜晴空的繁星一樣，璀璨奪目，熠熠生輝。不論從詞人的個體性，還是從詞史階段的群體性來考察，能夠從總體上掩蓋他們的輝光，或者超越并凌駕于他們之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到晚清以前的詞史已經證明了這一論斷。

其次是“文質相炳煥。”（同上）如果我們把形式與藝術技巧當成“文”來解釋，那么，“質”則指歌詞的內容、思想與情感。用這二者完美結合的標準來考察整個詞史，南宋以前興起期的詞，雖不乏渾融之作，但整體上停留在娛賓遣興、花前月下、詩酒流連，以寄其抑塞磊落之情，其所作亦多剪紅刻翠之句，故文勝于質。而南宋以后的詞，又恰因文與質的游離或跌落而形成衰落態。至清代，又為挽救此一衰落態勢奮起努力，為使二者完美結合而促其復興。由此觀之，則形式與內容、藝術與思想完美結合的歷史階段非南宋莫屬。南宋詞在題材的廣闊、感情的深細、技巧的精致、風格的多樣、詞體的完備等許多方面，都是它以前和它以后各歷史時期難以企及的。南宋詞比任何時期都緊貼時代的主潮，并伴隨著時代的脈搏而跳動。愛國豪放詞中所高唱的時代強音，如今仍在歷史的回音壁上鞺鞳作響。南宋時期的歷史風潮、重大事件，甚至日常生活在詞人心中引起的微妙波動，在南宋詞中均有生動而真實的反映，成為一般歷史文獻中難以發現的深潛層面的文化寶卷。南宋詞不僅是研究與認識南宋歷史的重要資料，而且是繼承和發展中國詩歌不可缺少的文化遺產。

第三是“吟詠流千古。”（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由于以上兩種原因，南宋詞對后世的影響也十分深遠。正如前文所說，辛棄疾的出現標志著詞史高峰期的到來。繼之而起的姜夔、吳文英完成了婉約詞藝術的深化與提高。他們和辛棄疾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詞藝的高峰之巔，既震動于當時，又光照于后世。他們詞作內容的高、闊、深，藝術技法的精、新、美，風格、體式的豐富多樣和完整齊備，已達到詞的極致。宋以后的詞人幾乎無一不籠罩于南宋這一詞史高峰的陰影之下，不論他們在詞的創作上有多大發展變化，均未能超出他們的暈圈。

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等校注：《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3頁。這個“變”字當然可用于文學史上的各種文學現象，但對南宋詞史來說，卻顯得更為重要。因為這個“變”字是南宋詞史的邏輯起點，也是這一段歷史發展的歸結。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說：“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 ［清］朱彝尊：《詞綜發凡》，朱彝尊、汪森編[0]《詞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頁。而南宋詞史高峰的出現，正是在這巨大變化中逐漸形成與實現的。

首先是功用的變化。周濟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29頁。南渡之后，國土淪喪，大敵當前，豺狼當道，南宋詞人義憤填膺，于是發而為“壯懷激烈”的政治抒情詩，并使詞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詩體形式與案頭文學。

其次是題材的變化。縱觀全部中國詞史，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學作品能像南宋詞這樣，緊密配合時代的節拍，同平民百姓的心貼得這樣緊。南宋之前很少入詞的家國大事、歷史興亡、報國之心、偏安之恨、滅虜之情、安邦之志、民生之苦，至南宋則幾乎無一不可入詞，這是古今詞史題材的一大轉移。通過這一變化，打通了詩與詞之間的疆界，使詞得以躋身于詩史的大雅之堂，開始與詩平起平坐，分鑣并轡。

第三是風格的變化。北宋蘇軾開創了豪放詞風，但后繼乏人。“靖康之變”，二帝被擄，宋室南渡，豪放詞風才得以復蘇，并成為整個南宋時期的主潮。辛棄疾通過大量思想與藝術完美結合的作品，將豪放詞的創作推向詞史的峰巔，奠定了其與婉約詞并行不廢的歷史新格局，并且促進了婉約詞向豪放詞的傾斜和相互滲透，促進了詞藝的深化與提高，出現了姜夔、吳文英這樣有獨創性成就的大詞人，進一步鞏固了南宋詞史高峰的歷史定位。

第四是意境的變化。隨著愛國豪放詞的出現，原來婉約詞中很少出現的帶有陽剛之美與悲壯之美的意象、意境大量出現。

第五是形式的變化。原來以短小的令詞為主的北宋詞，為以長調慢詞為主的南宋詞所取代，特別是最能反映豪氣縱橫、蒼涼悲壯的詞調大為普及。

第六，語言的變化。反映側艷軟媚的詞語逐漸為反映豪情壯志的詞語所代替，至少是在輕靈曼妙之外，又增加許多激昂、雄豪、悲壯的硬語。

以上六方面已足以說明南宋詞的“極其工”與“極其變”了。這不僅是北宋詞未能完成或來不及完成的，而且也是南宋以后歷代詞人難以企及的。因為這種變化是全面的，多層次的，帶有根本性的。如果豪放與婉約兩種詞風中，只有一種詞風發生巨大變化并由此登上詞史高峰，那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都可以容許別的時代與別的詞人來填充這詞史高峰上另一詞風的空白。同樣，如果上述六個方面還留下幾個方面不曾發生變化，后人也還有許多工作可做。但南宋詞人的成就實在過于全面和豐碩，他們不僅擠滿了高峰上的席位，而且也沒有留下多少可以讓后人再加發揮的空間。這也許就是詞史高峰的整體態勢了。

那么，南宋以后，特別是清以后的現、當代就沒事可做了嗎？當然不是。正如趙翼在《論詩五絕》（之二）中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問題在于有必要很好地總結南宋詞的經驗，為后世提供借鑒。通過本書4章13節的簡單論述可以看出，以下三點是南宋詞極盡其變化之能事并由此而迅速登上詞史高峰的重要原因。

一是歷史的機遇。北宋滅亡，宋室南渡，對當時黎民百姓來說是極大的不幸。加之此后南宋王朝始終執行妥協投降的政策，更使民族迭遭恥辱，百姓吃盡苦頭。但“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在國家的極大不幸中，眾多的詞人遭受到了生死的磨難與考驗，其生活閱歷、思想感情、性格胸襟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詞風的轉變是時代造就，又是由一個個的詞人具體來完成的。劉勰在總論“建安文學”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4頁。南宋詞也是志深筆長，慷慨多氣，一反北宋詞之珠圓玉潤，四照玲瓏。對此，前言盡之矣，茲不贅。

二是詞人的自覺。總體來說，歷史的機遇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每個人對待此機遇的態度又有所不同。由于這方面的不同，個人貢獻之大小遂可有天壤之別。其關鍵是認知正確，態度積極，體驗深刻，全力以赴，對所從事的事業與歌詞創作做整體性投入，做前人不曾做過的事情。時代的機遇要靠詞人主動爭取與把握。詞人只有將自身生命投入到創造性勞動中去，其作品才能有活潑而永恒的藝術生命。如前所述，南宋詞人承擔著比之前人更為沉重的歷史負荷，南宋還有不少詞人是用畢生精力來專業從事詞藝的研究與詞的創作的。時代沒有拋棄他們，他們也沒有辜負時代。這種主動、自覺、執著甚至是整個生命的投入，造就出南宋一大批風格與藝術個性均十分鮮明的詞人，其詞作既反映了時代的方方面面，又使南宋詞壇煥彩增輝。

三是觀念的解放。南宋詞人的思想與審美觀念，比前代大為開放。首先，他們沖破了詞為艷科的藩籬，將詞置于時代生活的廣闊天地之中，使原來處于封閉狀態的詞體形式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其次，他們打破了“花間”以來的狹窄傳統的束縛，不再吃前人嚼過的饃，而是面向詩、文、詞、賦等所有的前代文化、文學遺產，積極地吸收，消化。南宋詞已成為開放性極強的體系，它四面伸手，八面開花，使詞的思想內容、藝術格調與表現手段豐富多姿，花團錦簇。

作為一個合格的詞人，需要有高才、偉抱、真情、卓識。這幾方面并非天性，至少不完全決定于先天。上面所歸納的一些內容，或者可以成為歷史的借鑒，對詞人的成長也會有一定的啟迪。這樣的借鑒與啟迪，對南宋之后詞史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宋以后詞史的衰落、轉化、復興，都不可避免地與南宋詞的總結、認知、借鑒密切相關。總結南宋詞的歷史經驗，將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宋以后的詞史，對發展當代詩歌庶幾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