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許地山先生

許地山先生在抗戰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時正在上海蟄居，竟不能說什么話哀悼他。——但心里是那么沉痛凄楚著。我沒有一天忘記了這位風趣橫溢的好友。他是我學生時代的好友之一，真摯而有益的友誼，繼續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樂少。想起半生以來的許多友人們的遭遇與死亡，往往悲從中來，悵惘不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紙窗，臥聽狂風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許地山先生和謝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戰中逝去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寶興西里，他們倆都和我同住著，我那時還沒有結婚，過著刻板似的編輯生活，六逸在教書，地山則新從北方來。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談，或外出喝酒。我那時心緒很惡劣，每每借酒澆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買了一瓶葡萄酒來，去了瓶塞，一口氣咕嘟嘟地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歸來，他們倆好不容易地把我扶上電車，扶進家門口。一到門口，我見有一張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地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來，卻睡在床上。原來他們倆好不容易地又設法把我抬上樓，替我脫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點兒知覺也沒有了。一想起這兩位摯友都已辭世，再見不到他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語聲，心里便凄楚欲絕。為什么“悲哀”這東西老跟著人跑呢？為什么跑到后來，竟越跟越緊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學念書。他家境不見得好。他的費用是由閩南某一個教會負擔的。他曾經在南洋教過幾年書。他在我們這一群未經世故人情磨煉的年輕人里，天然是一個老大哥。他對我們說了許多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他有好些書，西文的、中文的，滿滿地排了兩個書架。這是我所最為羨慕的。我那時還在省下車錢來買雜志的時代，書是一本也買不起的。我要看書，總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陽光還曬在西墻，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書架上翻出了日本翻版的《太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站在窗邊，外面還亮著。窗外是一個水池，池里有些翠綠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地響著。

“你喜歡太戈爾的詩么？”

我點點頭，這名字我是第一次聽到，他的詩，也是第一次讀到。

他便和我談起太戈爾的生平和他的詩來。他說道：“我正在譯他的《吉檀迦利》呢。”隨在抽屜里把他的譯稿給我看。他是用古詩譯的，很晦澀。

“你喜歡的還是《新月集》吧。”便在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給你；你可以選著幾首來譯。”

我喜悅地帶了這本書回家。這是我譯太戈爾詩的開始。后來，我雖然把英文本的太戈爾集，陸續地全都買了來，可是得書時的喜悅，卻總沒有那時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紹他的二哥敦谷給我。敦谷是在日本學畫的，一位孤芳自賞的畫家，與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編《兒童世界》時，便請他為我做插圖。第一年的《兒童世界》，所有的插圖全出于他的手。后來，我不編這周刊了，他便也辭職不干。他受不住別的人的指揮什么的，他只是為了友情而工作著。

地山有五個兄弟，都是真實的君子人。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父親在臺灣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產。當臺灣被日本占去時，曾經宣告過，留在臺灣的，仍可以保全財產，但離開了的，卻要把財產全部沒收。他父親招集了五個兄弟們來，問他們誰愿意留在臺灣，承受那些財產，但他們全都不愿意。他們一家便這樣地舍棄了全部資產，回到了祖國，因此，他們變得很窮。兄弟們都不得不很早地各謀生計。

他父親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臺灣獨立時代，盡了很多的力量，寫著不少慷慨激昂的詩。地山后來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詩集。他有一次游臺灣，帶了幾十本詩集去，預備送給他的好些父執，但在海關上，被日本人全部沒收了。他們不允許這詩集流入臺灣。

地山結婚得很早。生有一個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靜安寺的墳場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獨自到了那墳地上，在她的墳前，默默地站著，不時地帶著鮮花去。過了很久，他方才續弦，又生了幾個兒女。

他在燕大畢業后，他們要叫他到美國去留學，但他卻到了牛津。他學的是比較宗教學。在牛津畢業后，他便回到燕大教書。他寫了不少關于宗教的著作；他寫著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編過一部《大藏經引得》。這些，都是扛鼎之作，別的人不肯費大力從事的。

茅盾和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他寫了好些小說，像《換巢鸞鳳》之類，風格異常地別致。他又寫了一本《無從投遞的郵件》，那是真實的一部偉大的書，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學教書，在那里住了好幾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講座，地位很高，是在“紳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釋上的爭執，都要由他來下判斷。他在這時期，幫助了很多朋友們。他提倡中文拉丁化運動，他寫的好些論文，這些，都是他從前所不曾從事過的。他得到廣大的青年們的擁護。他常常參加座談會，常常出去講演。他素來有心臟病，但病狀并不顯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靜養。

有一天，他開會后回家，覺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體力支持不住，便移到山中休養著。便在午夜，病情太壞，沒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當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正當他為祖國努力奮斗的時候，病魔卻奪了他去。這損失是屬于國家民族的，這悲傷是屬于全國國民們的。

他在香港，我個人也受過他不少幫助。我為國家買了很多的善本書，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經和別的人商量過，他們都不肯負這責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卻立刻答應了下來。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書，抄校本書，都是寄到港大圖書館，由他收下的。這些書，是國家的無價之寶；雖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時曾被他們全部取走，而現在又在日本發現，全部要取回來，但那時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運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許要散失了，被搶得無影無蹤了。這種勇敢負責的行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績，不僅我個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贊堃，寫小說的時候，常用落花生的筆名。“不見落花生么？花不美麗，但結的實卻用處很大，很有益。”當我問他取這筆名之意時，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于人的；見到他便是一種愉快。他胸中沒有城府。他喜歡談話，他的話都是很有風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談的。他們倆曾站在倫敦的街頭，談個三四個鐘頭，把別的約會都忘掉。我們聚談的時候，也往往消磨掉整個黃昏、整個晚上而忘記了時間。

他喜歡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為他沒有多余的錢買珍貴的古物。他在北平時，常常到后門去搜集別人所不注意的東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絕為雋秀，又有元代的壁畫碎片幾方，古樸有力。他曾經搜羅了不少“壓勝錢”，預備做一部壓勝錢譜，抗戰后，不知這些寶物是否還保存無恙。他要研究中國服裝史，這工作到今日還沒有人做。為了要知道“紐扣”的起源，他細心地在查古畫像、古雕刻和其他許多有關的資料。他買到了不少攤頭上鮮有人過問的“喜神像”，還得到很多片玻璃的畫片。這些，都是與這工作有關的。可惜牽于他故，牽于財力、時力，這偉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寫中國版畫史的時候，他很鼓勵我。可惜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于財力而未能完工。我終要將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卻永遠見不到它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對人總是很高興的樣子。我沒有見他疾言厲色過；即遇拂意的事，他似乎也沒有生過氣。然而當神圣的抗戰一開始，他便挺身出來，獻身給祖國，為抗戰做著應該做的工作。

抗戰使這位在研究室中靜靜的工作著的學者，變為一位勇猛的斗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戰陣容失色了。他沒有見到勝利而死，這不幸豈僅是他個人的而已！

他如果還健在，他一定會更勇猛地為和平建國、民主自由而工作著的。

失去了他，不僅是失去了一位真摯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堅貞、最有見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實在不僅是個人的友情的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