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大師，多出經典

文化在改革開放中的地位

前幾年，有一種聲音頗為流行，叫“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我當時就想，為什么不能反過來說，叫“經濟搭臺，文化唱戲”呢？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化禮儀之邦，我們一直以此為自豪。現在，文化卻要在國人的心目中失去它應有的高貴與優雅，降格為經濟的附庸。憑著一位作家的經驗和歷史學者的判斷，我知道這口號源自經濟至上的功利訴求，它表現的是社會的浮躁而不應是時代的進步。經濟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物質生活與國力的強盛，把它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是應該的，也是合理的。但把它放在“惟我獨尊”的地位，卻是一種非理性的結果。從“吾皇萬歲”到“GDP萬歲”，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沒有完整地表達社會的需求。

今年，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上海文廣集團決定制作一部九集的大型政論專題片，題目叫“我們的選擇”，我應邀擔任總撰稿。幾乎從一開始，我與攝制組其他主創人員就定下這樣的主題：改革開放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自覺選擇，所有的坎坷我們一起走過，所有的風雨我們一起經歷。在該片主題歌《選擇》中，我們作了這樣的表達：不要問春秋有多長，不要問關山有多遠。走過了往昔走到了今天，我們的選擇永遠不會改變……

上海，作為中國改革的經濟發動機，在三十年的時間里，它創造了太多太多的經濟神話。但是，在該片的第九集，也是最后一集，我們著重表述的不是它經濟的輝煌，而是它文化上的追求，這一集的片名就叫《文化自覺》。

以改革開放的思維，處理與解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和困境，乃是我們這個時代嶄新的方法論與實踐論。從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到現在的“和諧社會”的建立；從“發展就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我們欣喜地看到黨的領導改革的能力不斷提高。佛家有一句話，叫“真佛只說家常話”。從上面這些家常話中，我們看到了理性的光芒。在最平實的語言中感受最深邃的思想，這是智慧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

我又說到文化問題上了，事實上，“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只是改革途中出現的一個插曲。很快，國人便發現，犧牲或者冷落文化并不能讓社會健康而和諧地發展。沒有文化的參與，改革也不會有正確的方向。于是，文化被作為國家發展的軟實力再度受到重視，建設文化強省，也成為許多省份追求的目標。

一方水土養一方文化

作為楚文化的發源地，湖北在歷史中一直就是文化強省。曾有一位先賢說過：衡量一個大學的地位，不是看它有多少大樓，而是有多少大師。這標準同樣適合文化強省。歷史中的湖北，的確是大師輩出的地方。單說文學藝術方面，從二千多年前的屈原開始，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大師級的人物誕生。他們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雜技、書法與繪畫諸多方面，都是某一個時代引領風騷的人物。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將楚文化定位，它的核心不是政治文化，而是藝術文化。在江漢平原上出土的眾多的青銅器、絲綢、漆器都證明了這一點。神思巧運激情四溢，令人散魂而蕩目，流連而感嘆。我特別欣賞荊州博物館中陳列的那兩件漆器：虎座鳥架鼓與鹿角立鶴。那燦爛的色彩與大膽的變形，讓我們感受到了遠古的藝術家無拘無束的藝術創造能力。二十多年前，當我第一次面對這兩件二千多年前的美輪美奐的藝術珍品時，我立刻明白到，為什么屈原的《離騷》如此地想象飛騰，原來是楚國這片大地上彌漫著的一股昂揚瑰麗的藝術力量，將他的想象力推向了巔峰。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驕傲地說，湖北是一方文化的沃土。許多文學藝術的大師在這片土地上誕生。孟浩然的詩歌、米芾的書法、公安三袁的散文、曹禺的戲劇，等等，都曾開風氣之先，他們的作品如同虎座鳥架鼓，不但代表一個時代，同時也燦爛了一個時代。

一片能夠誕生大師的土地，必定也能容納大師。王粲旅居荊州，寫下了令人徘徊凄惻的《登樓賦》；李白“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在這里寫下多少蕩氣回腸的詩篇；蘇東坡客居黃州，留下前、后赤壁賦，至今依然是獨步天下的不朽文章；明代嘉靖年間的吳承恩，在李時珍的故鄉蘄春，在蘄王府記室的任上，寫下了他的偉大作品《西游記》；上世紀六十年代，姚雪垠在當陽玉泉寺的僧舍中，寫下歷史巨著《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一九七七年，徐遲在東湖之畔，寫出中國報告文學里程碑式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

兩千多年來，在這片土地上誕生的或者居住過的大師，都以自己的作品豐富、肥沃著這片土地。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人生的經歷也不同，但他們獻身給藝術、追求卓越的品質卻是驚人的一致。

俗語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延伸開來，也可以說一方水土養一方文化。因為形成的原因不同，繁衍的脈系不同，文化便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有的文化適合于政治家的成長，有的文化適宜于企業家的培育。湖北的文化，應該是誕生文學藝術大師的搖籃。

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個人認為，湖北若要強化和鞏固文化強省的地位，首先應培植一批文學藝術大師。

當然，大師級的人物，不是想培養就培養得出來的。伯樂與千里馬，一樣都不能缺。陳寅恪與錢鐘書，可謂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就顯露出非凡的才華，學術界也都給予充分的贊賞。但是，他們的老師幾乎用同樣的口吻評價：“這個人非常聰明，只是書讀得少了。”說這話的時候，兩人已名滿天下。若以他們的讀書量來衡量，今天可能一個大師都沒有。

比之往昔，今天的作家、藝術家的學養都有所欠缺。一四〇二年，當燕王朱棣率兵從北京出發攻打南京時，他的首席謀士，大和尚姚廣孝說：“殿下，你打下南京，有一個人你千萬不能殺他。”朱棣問是誰，姚廣孝說：“方孝儒。”朱棣問為什么不能殺？姚廣孝說：“這個人是當今朝代的讀書種子，你若殺了他，天下就沒有讀書種子了。”朱棣沒有聽從姚廣孝的勸告，最終不但殺了方孝儒，而且還誅殺了他所有的親屬和學生。朱棣犯下的錯誤，導致明代文運萎縮了一百多年。雖然，成為永樂皇帝的朱棣組織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編纂了歷史上最大的圖書集成《永樂大典》，但這已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明代文化的傾頹之勢。因為，讀書種子的消亡，預示著這個帝國的想象力的毀滅。

沒有想象力，便沒有國家的昌盛；沒有想象力，更沒有作家、藝術家。想象力雖然由一個人的天賦決定，但也和一個人的學養、閱歷有關。很難想象，一個讀書太少、經歷貧乏的作家，能夠寫出傳諸后世的經典名著。

所以說，大師級的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今，我們的領導都承擔著伯樂的角色，他要找出文藝的千里馬，加以培養和造化，這是功在當代、澤被后世的盛德。我們既要提防“葉公好龍”的心態，又要注意不可“拔苗助長”。大師雖然可遇而不可求，但求而不遇或遇而不求的現象都有可能發生。

事實上，在荊楚大地，伯樂相馬的故事并非空穴來風。劉備在襄陽的隆中發現了諸葛亮；禪宗五祖弘忍在黃梅東山發現了六祖慧能；一五四〇年，時任湖北巡撫的顧東橋發現了十六歲的少年才俊張居正。這都是識人才于未萌，獎掖后進的歷史美談。由此可見，湖北不缺千里馬，湖北也不缺伯樂。

清代詩人龔自珍目睹晚清政局飄搖，曾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認為天下大亂，是因為缺乏治理國家的人才。在這一點上，他的觀點顯然沒有張居正高明。張居正說：“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他又說：“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作非常之事。”既然是非常之人，若沒有特別的胸懷便很難容納。從歷史的經驗看，問題的關鍵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應該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如果用時下流行的統一標準去選拔人才，就是定于一格。這樣，一些“非常之人”便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和運用。

文藝家是文藝繁榮的主體

三年前，一位地方上的行政領導調任某文藝團體擔任黨組書記，他問我應該采取何種工作方法，我說了七個字：“文人宜散不宜聚。”文人的生活習性與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的存在方式。若讓他們聚在一起，便會加劇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混亂。“文人相輕，自古皆然”，這是一個特定群體的難以更改的行為。我們無法改變它，但我們可以疏導。因此，文藝界的領導，要想繁榮文藝，不僅要關注面，更要抓住點。面指的是整個文藝界的方向、政策、機遇與挑戰；點指的是文藝家個人。文藝家個性鮮明，千差萬別。與某一個藝術家的相處方式，不一定適用于另一個文藝家。這就需要我們的領導要特別有耐心，特別有智慧。文藝家是文藝繁榮的主體。只有激發了文藝家們的創作熱情，文藝繁榮的局面才有可能出現。

對文藝家，理解是前提，但引導也必不可少。我們重新仰望那些文學大師、藝術大師，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所從事的職業懷有宗教般的虔誠。以致有西方哲人說：藝術就是一門宗教。反觀現在，一些文藝家缺少這種宗教情感，對自己所處的民族與時代，缺少憂患、缺少擔當。因此也缺乏“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追求。

引導文藝家走向真正的“德藝雙馨”的境界，在物欲橫流的時代，誠非易事。但凡有困難的地方，也一定是領導施展才華與能力的地方。因為“有教無類”，孔子才成為了偉大的教育家。若能在文藝界施行“有導無類”，方體現出領導的智慧。

文藝界第二個需要引導的是：要理直氣壯地鼓勵文藝家們創作“主旋律”作品。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什么是“主旋律”作品。

在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的科學發展觀的調研會上，我曾就“主旋律”作品作了一次發言。我的定義是：凡是弘揚了民族精神的，描繪了時代特質的，體現了國家意志的，表達了人民愿望的又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就是主旋律。如果將主旋律作品當成好人好事的表揚稿，這實際上是對主旋律作品的極度貶低。

基于這一認識，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創作的大量作品，都應該屬于主旋律的范疇。主旋律的作品，除了內容之外，其形式也應該是健康明朗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點尤其重要。研究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凡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與其相應的文藝作品，也必然是積極向上的。我們說盛唐氣象，便可從李白的詩歌、公孫大娘的渾脫舞、張旭的草書、吳道子的繪畫中找到它劍氣橫溢的雄健氣魄。反觀北宋末年，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豪放派文學不再受到世人推崇，而李清照的婉約卻成了文學的主流。這種靡靡之音成了朝野共同欣賞的風俗，國民在娛樂化社會中醉生夢死。不到二十年，提倡婉約的宋徽宗便成了大金王朝的俘虜。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國家一旦失去了英雄氣概，它的國民不再欣賞英雄主義的作品，那么國家的危機便已滋生。

有鑒于此，希望我們的領導一定要關注文藝氣象。我們需要繁榮，但我們更需要積極向上的主旋律。我敢斷定，能寫出主旋律作品的人，一定是大師級的藝術家。只有更多的大師出現，只有這些大師受到社會上的廣泛尊重，我們才有可能避免文藝的劣質化傾向，也從而在根本上防止了娛樂化社會對國家的侵害。

2008年11月22日于上海峻安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