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杜少府之任蜀州①

王勃

城闕輔三秦②，風煙望五津③。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④。

海內存知己⑤，天涯若比鄰⑥。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⑦。

品-詩-文-網-注-釋：

①詩題一作《杜少府之任蜀川》。蜀州，垂拱二年（６８６）方置，時作者已去世多年，當以“蜀川”為是。蜀川，指西川，即今四川岷江流域。杜少府，不詳何人。或謂即杜審言，尚待詳考。少府為縣尉的別稱。約作于乾封元年至總章元年（６６６—６６８）作者任職長安期間。

②城闕：指長安。闕，指宮門前的望樓。輔：護衛。三秦，指陜西關中一帶。關中古為秦國，項羽破秦入關，三分關中之地，以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合稱“三秦”。詳見《史記·項羽本紀》。

③風煙：指自然景色。五津：指岷江自都江堰至彭山間的五大渡口———白華津、皂（多誤作“萬”）里津、江首津、沙（多誤作“涉”）頭津、江南津。詳見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卷三《蜀志》。

④宦游人：在外求官的人。

⑤海內：四海之內，猶言天下。知己：彼此相知而又情誼深摯的朋友。

⑥天涯：喻極遠之地。比鄰：猶近鄰。古時五家相連為“比”。

⑦“無為”二句：無為，猶不用、不要。歧路，岔路，指分手之處。兒女沾巾，曹植《送白馬王彪》：“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孔叢子·儒服》載，子高游趙返，其友鄒文、季節見而流涕。子高責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謂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要像小兒女那樣，分別時哭哭啼啼。巾，佩巾。

這是一首著名的送別詩。“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開篇兩句與齊梁詩歌隨物賦形、精雕細琢的寫景方式已截然不同。氣魄宏大，短短十個字就把相距數千里的景物表現出來了，當然，這是一種結合了想象和虛寫而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表現手法。下句中的“望”字，具有兩層含義：首先它是作者視野的延伸，由這個“望”字把想象和虛寫的蜀地與長安聯系起來，使景物變得闊大；第二，這個“望”字使客觀的景物描寫變成作者視角的主觀投射，它包含了作者對將要遠行的友人的關切。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傳誦千古的名句。它的好處第一在于具有放眼四海的開朗襟懷，這兩句抒情和開頭兩句的寫景，共同建立了整首詩的闊大的境界；第二它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普遍意義。這兩句詩其實脫胎于曹植的《送白馬王彪》：“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更青出于藍。因為王勃這兩句更有概括力，更具普遍意義。

結句“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也是脫胎于曹植的《送白馬王彪》：“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曹詩的意思是說如果因為分離而憂傷成病，不是太兒女情長了嗎？王勃的詩將“無乃”的反問語變為堅定的否定語，意思是我們不要在分手的路上，像小兒女那樣哭濕了手帕。王勃的詩只是表現一次普通的送別，所以“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這樣一種在普通背景下、而又帶著開朗情懷的句子就更易為人所接受和引用。王勃的這首詩，因為氣魄宏大、境界開闊和樂觀、開朗的襟懷被認為代表了初唐人走向盛唐的氣象，不過這只是一種籠統的帶有文學史意味的總結，從“史”的發展線索來說，可以這樣認為；但是另一方面，王勃的寫作與曹植一樣，也有他特定的時空背景。當時他正在沛王府任職，已經是天下聞名的青年才俊，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所以詩歌有這樣高朗的情調正在情理之中。然而不久之后，他因為一篇游戲之筆的斗雞檄文，被高宗趕出了沛王府，從此斷送了大好前程。后來他寫的很多贈別詩，就經常充滿了悲凄之情。

如《別薛升華》：“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悲涼千里道，凄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薛升華是作者的世交，當時王勃從沛王府出來后，離開長安南下入蜀，在四川的綿州碰到薛升華，兩人匆匆見面又匆匆分手。這首詩的格調顯然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大相徑庭。事實上，王勃的一生除了在沛王府的幾年，基本上過得都并不如意，他的贈別詩也大多是像《別薛升華》的這種凄涼風格，所以體現文學史意義的詩歌有時其實并不代表作者詩歌的主體特征。但是就王勃而言，他的這些悲涼風格的贈別詩也還是具有文學史意義。

胡應麟在《詩藪·內編》中說：“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經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婉然，氣骨蒼然，實首啟盛、中妙境。五言絕亦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唐人開山祖。”這段話有這樣幾層意思：第一，所謂“經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婉然，氣骨蒼然”，是說這些詩都沒有太具體的景物描寫，但是它能在抽象的概括中體現出具體的情境來，不僅有涵詠不盡的意味，而且有健拔的風骨，從這一點上，不管是高朗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還是悲凄的《別薛升華》，都不同于齊梁詩歌的柔靡，而有典型唐詩的風味。第二，胡應麟說到王勃的五絕是“舒寫悲涼，洗削流調”，意思是表達悲涼的情懷，洗去了齊梁詩的華艷之調，這更進一步說明了是否是唐調并不是以格調是否昂揚來區分，而主要是要寫出內心深沉真摯的情懷。所以胡應麟認為王勃是“唐人開山祖”，這就還是從文學史演進的意義上來評價王勃的五言詩。

律詩的格律形式雖然到沈?期、宋之問手里才正式定型，但是在初唐，從上官儀到“四杰”都為律詩的定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王勃此詩在平仄上已經完全符合近體詩的要求。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完全符合最基本的平仄規律，也因此比曹植的“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音韻更諧調，聲調更鏗鏘。另外，第七句“無為在歧路”看似不合律，其實是因為在五律的“平平平仄仄”這個句型中，可以使用另一個格式“平平仄平仄”，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個字必須用平聲，不再是可平可仄的了。這種句型可以是第三句和第七句，不過從唐詩的創作情況來看，一般用在第七句，第三句用得比較少。既然完全合律，這首詩當然也就沒有失粘的情況。

“四杰”當中與王勃一樣擅長五律的是楊炯，他的現存的１４首五律都完全符合近體的平仄規則，當然也完全符合粘式律。例如最著名的《從軍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這首詩的平仄律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完全相同，都是用的仄起平收式，首句押韻，第七句也用的是平仄的特定格式：平平仄平仄。這個時期律詩的體式從總體情況看還沒有完全定型，所以“四杰”律詩的合律顯然體現了他們的一種有意識的、自覺的追求。《從軍行》是一個樂府舊題，但是楊炯用了五律這樣一種當時最時興的體式來創作，通過工整的對偶和音韻的鏗鏘形成鼓點一般的節奏和勇往直前的氣勢，風格雄渾剛健。在蒼涼的戎馬氛圍中，抒寫了作者不甘庸碌一生的胸襟抱負和要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詩里的那種激昂之氣是當時所盛行的閑雅而平庸無聊的宮廷詩里絕對見不到的，這正是“四杰”詩所體現的“氣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