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現代主義

王陽

泰戈爾一生的理論和創作實踐涉獵范圍廣泛、表現的內容豐富、時間跨度久遠，因而學界對他的思想和創作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定位。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泰戈爾創作的黃金時期，無論詩歌、戲劇或小說，都成績斐然。與此同時，他的理論也進入了總結時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藝術哲學的探討性文章和演講，推動了印度現代文學的發展。然而，作為一個學貫印西并在西方世界有著留學、生活經歷的大學者，他同樣十分關注此時在西方興起并蔚然成風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雖然泰戈爾受過多種文學思潮的浸潤和影響，但他秉承的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啟蒙理念始終沒有改變。這樣的核心理念與現代主義文學強調的非理性、變形、異化、荒誕的主題觀念南轅北轍，因此，他對現代主義文學總體上采取了批判的態度。

一

19世紀末，西方主要國家進入經濟迅猛發展和國際擴張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隨之加快，極大的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尤其改變了傳統農業社會的人際關系結構。19世紀以前田園牧歌式的鄉村風光，被充斥著鋼筋水泥的巨型城市所取代，人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宗教信仰等受到激烈的沖擊和挑戰。歐美社會的個人出現了普遍的疏離感、陌生感和孤獨感。現代主義文學最重要的“非人化”元素由此而來。現代主義以非理性哲學和精神分析原理作為理論基礎，文學的主題便是反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被扭曲的、病態的關系。到了20世紀2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主流，并且開始影響東方各國。印度文壇就在此時被一股追求新奇、荒誕的現代主義思潮沖擊，一些人脫離生活、追求奇異，否定民族傳統，同時也否定與攻擊泰戈爾的創作。泰戈爾奮筆疾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和論文。在《藝術家的宗教》中，他說：“在我的詩律、詞匯和思想中，我追求天真未鑿的想象力的奇思妙想，從而招致有學問的批評家的嚴厲批評和智者們的哄然大笑。”在《文學的革新》一文中，他嚴厲斥責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病態形式：“當文學為了一鳴驚人而扯破嗓子，臉紅脖子粗，額上青筋暴突和使出渾身解數提出獨創性時，可以認為它已到壽終正寢的階段了。那兒清除了水，淤泥就成為基礎。有些人說，在享樂河流里劃船完全是一個因襲習慣，現代想象是淤泥的瘋狂，其中需要船夫，這是毀滅的現實性。破壞語言結構，使意義變為無意義。”稍晚發表的《現代詩歌》中，泰戈爾對于現代派作家所追求的真實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在上次世界大戰里人類有著那么沉痛的體驗，那么殘酷的經驗，多少世紀以來人們所累積和流傳的文化和文明受到打擊而毀滅。人類無憂無慮的、充分信賴的社會環境眼巴巴看著被破壞殆盡。當看到自己所依存的光輝和幸福傳統被毀滅，現代人就把迄今為止的非凡財富說成是衰弱和心靈欺騙的詭計，好像只有對它們的輕蔑，才有強烈的快感。如今，人把世界的死氣沉沉看成是真實。”他還專門論及艾略特的一首詩，詩的大意是：老婆子歸天了，他是名門望族之女。根據慣例，家庭的所有燈光都熄滅了。搬運死尸的人到達，根據慣例，開始安排后事。這時，家庭廚師坐在飯廳桌子旁邊，把保姆摟在懷里。泰戈爾認為：“這件事是真實的、可信的、無可懷疑的，但是舊時代的高傲的人們心里不免要產生這個問題：‘難道這樣就使人稱心如意了嗎？寫這首詩的目的是什么？誰會去讀它？’……使用簡陋的東西，這僅僅為了證明他們不迷戀于最精美的東西。但其結果是他們對待不精美的東西的態度更加堅定。在詩歌里如果也照此辦理的話，那么將把對純潔抱有興趣的人置于何地？”

泰戈爾不僅在理論層面對現代主義進行了批判，在文學創作領域也同樣舉起了捍衛民族文學傳統的大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印度一批青年作家產生了極大影響，一些作家便開始用精神分析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愛情題材的作品中往往熱衷于描寫赤裸裸的色情及婚姻以外的兩性關系，大量充斥外部情欲行為的描寫。針對于此，泰戈爾發表了晚年的代表作小說《最后的詩篇》，他在作品中所突出的是追求超驗愛情的精神境界之美，它不斷地推動人超越自身，使其沖決一切障礙去實現自身的目標。從外在的生存環境方面看，相愛的男女雙方生活在具體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受制于各種既成的傳統和習俗；但在內在的精神層面，他們往往超越男女之間的本能欲望，將對方偶像化和理想化。這樣的愛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是基于理智和意志，尊重、友誼、好感、贊賞、敬慕、陶醉、眷戀、自我犧牲、純潔、細膩等情感主宰著肉體的接近，主宰著本能的生理欲望。這種微妙的精神體驗與人類精神生活的審美密切相關，在審美領域中靈與肉的對立被彌合了，靈與肉的價值取得了完美的和諧。正因為人的這種本性才促使人渴望解脫和永生，作品在對精神分析進行批判的同時，也闡釋了作家的宗教觀與愛情觀：只有通過有限的現象美而把握了無限的精神美才是對愛情真理的把握。在詩歌方面，泰戈爾也不遺余力的對愛情進行了描繪和贊美。《園丁集》中的詩歌洋溢著青春動人的氣息，閃耀著愛情的絢麗色彩。例如其中第八首詩寫的是少女對愛的渴望，她在急切的等待著盼望已久的年輕的戀人，表現了印度少女對愛情火一般的熱烈追求，但她終于因為害羞，不好意思說出口。詩歌中既無道學家的矯作，也無縱欲者的猥褻，字里行間洋溢著泰戈爾對愛情的贊美，對女性特有的尊重和愛，同樣也表現了作家對美的追求。

二

任何一種文學思潮的產生與發展都不可能只是文學規律自發演變的結果，它必然會與當時的社會情況、時代潮流、特定的文化機緣相聯系。盡管泰戈爾的文學觀與現代主義的觀念大相徑庭，但它們畢竟是同一時代的產物，兩者表面上的巨大反差實則統一于現代主義精神。

現代社會，人們忙于奔波在工業文明的歷史洪流中。物質文明征服世界，科技主義浸透文化，唯利是圖深入人心，工具理性登峰造極。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于其中的“現代人”已經喪失了他們作為人的自由、人性和生命價值。面對著一個由純粹的科技力量所構成的、抽象的、不具人格的世界，人們妄圖憑借科學技術去改造自然，導致人性的異化、扭曲。所謂現代主義精神，即指的是泰戈爾與許多西方現代派作家身處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對此表示出的深深憂慮與思索。泰戈爾雖為東方作家，但他對西方工業文明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他在《論文學》中說：“今天世界的文明，擊著掌，使顯示訴訟業興盛的整個大地顫抖不已，使工廠的煙囪成為高聳入云的柱子，冒出濃煙污染了光潔明亮的庭院。從紐約到東京，大大小小碼頭上，粗野的機器用自己過分的噪聲使創造的標志、吉祥的聲音變得不堪入耳。這股赤裸裸的力量的高傲，想以自己不潔的低卑的權利，掠奪永恒世界的尊嚴，人類世界當今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恥辱，就在于此。”泰戈爾尖銳的指出，西方社會的物質貪欲和金錢崇拜是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自身的和諧的極其嚴重的破壞。他說：“歐洲一心只想表現自己。它的旗幟上寫著一個‘我’字，它的信條是‘強者為王’。它在世界上歌頌身著鮮血染紅的襯衫，手執武器的暴力之神，暴力之神的坐騎是無數的商品、機器和物質。”

泰戈爾作為一位人道主義作家，對人性的關注貫穿其始終。在他的現代主義精神中，特別關注人的本質的異化，即人性的淪喪。法蘭克福學派的弗洛姆將異化表述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個人感到自己在各個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與他自己也是疏遠的。他沒有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自己行動的主宰。泰戈爾則認為“在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里，人看上去只是一個肉體，在市場上按其肉體的價格被賣”。現代人的人性是不完整的，無數人被用做工具，人際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功利主義，此種情形正是作家所痛心疾首的。針對于此，泰戈爾發表了短篇小說《喀布爾人》，1912年泰戈爾訪問英國時，首先使英國文壇轟動的，除了他的英譯詩集外，就是這部小說。《喀布爾人》的不脛而走、大受歡迎，除了作品本身獨特的結構與高超的藝術特色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作品處處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泰戈爾說：“有些人是如此幸運，他們那顆富有感情的心靈，總是把他們自己的驚奇、慈愛和想象投射到世界的每一事物上去。世界的運動，在他們心靈琴弦上奏出難以數計的曲調，通過這類幸運的人的豐富情感，外部世界才有不同色彩和形態的表露。通過人類情感所組成的世界，與外部世界相比，更吸引人。”因此，作家對他筆下的主人公充滿了感情，他用飽蘸濃郁深情的筆描繪了他的人物，以此來對現代主義作出強有力的回應和批判。一個窮苦的喀布爾小販與一位富裕的孟加拉作家5歲的小女兒之間的摯愛打動了每一位讀者的心，這種以真善美為基礎的愛跨越了社會等級的鴻溝。在這篇作品里，泰戈爾把對父女的感情和對窮人的同情完美的結合在了一起，愛與情的力量，縮短了喀布爾和孟加拉之間相隔萬里的距離，也消弭了富有作家和貧窮小販之間懸殊的差距，偉大的愛將他們緊緊維系在一起。無論是喀布爾小販、孟加拉作家或是小女兒米妮，他們都沒有被金錢、物質、等級所迷惑，他們的言談話語之間，舉手投足之間，都在宣揚人性最樸素、最真摯的一面。這樣的作品必然會喚起人們心中美好的感情，激起人們強烈的共鳴。小說《素芭》中，作者把素芭這一啞女的溫柔善良的性格、孤苦無依的境遇和豐富美麗的內心世界表現得深切動人。在《摩訶摩耶》中，那個表面沉默寡言的摩訶摩耶在內心深處有著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就像正午的太陽那樣在靜靜的燃燒，作家不僅再現了女主人公的美，更表現了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

而身處于西方文明的作家們，在幾個世紀以來的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在物質生活逐漸優越而精神面貌每況愈下時，開始懷疑這個人間天堂的真實性。直至尼采發出石破天驚的一語“上帝死了！一切價值都要進行重估”。人們恍然大悟，被一種人和世界的分離和人心理內部的分裂的恐懼與迷茫所籠罩。卡夫卡的《變形記》、奧尼爾的《毛猿》等作品都表現了這種人的異化。卡夫卡曾說過：“不斷運動的生活紐帶把我們拖向某個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們就像物件、物品，而不像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泰戈爾與現代主義作家都有對于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感以及深深的思索，他們都一樣強調了人的價值、人性的價值，只是他們在自己的文學實踐中的表達方式有所不同。

三

由于特定的文化淵源和個人的氣質稟賦，泰戈爾雖與現代主義作家在“現代主義精神”上有相通相契合之處，但卻采用了和其截然不同的文學表現手法。作為一位東方作家，他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的獨特性有其特定的淵源。

首先，家庭環境的熏陶是影響泰戈爾最為重要的因素。泰戈爾出生于一個婆羅門種姓的家庭，這是一個富于藝術性、思想進步的成長氛圍，家里經常舉行詩會和宗教儀式等。泰戈爾的祖父、父親以及兄弟姐妹都是當時非常有名望的、進步的社會活動家、文學家、慈善家。在這樣的環境中，泰戈爾從小就接觸了大量的宗教、哲學著作，這對他日后的思想的形成與成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泰戈爾的哲學思想決定了他的文藝美學。泰戈爾的哲學思想來源于印度教的傳統，主要是《奧義書》和中世紀的有神論宗教運動。此外，他還特別欣賞毗濕奴虔誠派詩歌，并積極地從這些詩歌中汲取營養來豐富自己的哲學思想。他的世界觀的核心是“梵我合一”，梵是宇宙間最高的神，能支配一切。然而，不同于西方所崇拜的僵化的、至高無上的偶像，梵是活生生的、具有感情的客觀實在，它存在于大自然和萬物之間。正如詩人在《吉檀迦利》中說的：“他在鋤著枯地的農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陽下，陰雨里，他和我們同在。”每個人只要精心修煉都可以成為梵，達到梵我一如的境界。在這種哲學觀念的支配下，泰戈爾在面對工業物質文明的侵蝕時，自然產生了和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們截然不同的態度。他要通過文學作品教導印度人民積極生活，不要走消極遁世的道路；他要人們積極地對神膜拜和服務，而不是絕望、等待。

第三，泰戈爾的文學創作時期跨度很長，長期的文學實踐已使他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詩學體系。他的藝術觀決定了他采用不同于西方現代派作家的表現手段。他反對理智，主張情感，認為文藝是人的剩余情感的發泄，科學是人的剩余知識的發泄，二者是不能相混淆的。他以對理想的向往表現對現實的厭惡，以理想的美來對照現實的丑。因此，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變形、扭曲的人性，而更多的是對美好、純潔的向往與贊美。對真善美的追求，一直是其創作思想及其藝術觀的核心。

第四，泰戈爾的創作繼承了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印度民間文學傳統。他充分利用了印度民族文化和民族資源進行創作，從兩大史詩及印度古代豐富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中汲取題材。因此在創作上有一脈相承的連續性，可以隱約見到古代文學的影子。相比之下，西方現代派作家多為即時即地的取材。

綜上所述，泰戈爾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系是復雜的，既有總體上的排斥，也有精神的契合，不可以偏概全，一概而論。

王陽，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