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比較文學

孟昭毅

印度近代最偉大的作家泰戈爾素以思想博大精深、才華卓世超凡著稱。他在文學、戲劇、繪畫、音樂、宗教等諸多文化領域內的造詣，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在20世紀以來的東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綿密的歷史背景下，以比較文學的視點審視泰戈爾文學研究的探索實踐、理論建樹和思想意識，不能不作出如下的價值判斷：泰戈爾“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為印度比較文學研究開疆擴土的先驅，他對比較文學這一新興學科所作的巨大貢獻，足以使之成為飲譽世界的比較文學家。

“世界詩人”的探索與實踐

泰戈爾在孟加拉有“世界詩人”之稱。他畢生致力于詩歌、戲劇、小說創作60余年，影響遠播世界，無愧于這一贊譽。他不僅在創立國際大學的墾拓維艱的奮斗中煥發出“世界詩人”的精神風采，而且在數十篇文學評論中折射出作為“世界詩人”的學貫東西、高瞻周覽的睿智目光。在當時印度學界還沒有比較文學稱謂的情勢下，泰戈爾不避流言，在這一領域大膽耕耘，其精神與氣度難能可貴。

泰戈爾的許多作品都是用英語和孟加拉語兩種語言創作的。他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宗教哲理詩集《吉檀迦利》就是用英語寫成。誠如瑞典文學院在他獲獎的評語中所說:“他運用完美的技巧，自己的英語詞匯，使他詩意盎然的思想成為西方文學的組成部分。”他通過自己的作品使東西方思想得以溝通，從而成為真正的“世界詩人”。其實早在20世紀初，泰戈爾就運用印度古典文藝理論和西方文藝理論，綜合探討了許多關于美學和文藝學的理論問題，其中不乏比較文學性質的評論文章，邁開走向“世界詩人”的第一步。他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評論文學，為印度比較文學的創立奠下了嘗試性的基石。

泰戈爾于1902年寫就的《沙恭達羅》一文，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論文。其中對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和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這兩部劇作所進行的比較，已超越了文學比附的膚淺層面，在比較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文學潛在的美學特質。文中論述道：“對比的批評分析不是毫無用處的，若把這兩部作品加以對照，那么首先引人注目的不是兩者的相似之處，而是它們的不同之點，這種差異有助于我們理解兩個劇本的思想。”“本文將論述它們在形式上的類似和內容上的差異”，并格外“注意到兩者在意境上的巨大差異”。在對兩部劇本中戲劇沖突的深刻化，以及劇中女主人公米蘭達和沙恭達羅的處境、經歷、性格、愛情和女性美等，進行了多層次的比較之后，不僅指出兩劇在上述諸方面的迥然不同，并且得出深刻而明確的結論：“在《暴風雨》中，暴力主宰一切；而在《沙恭達羅》中，則是寧靜支配一切。在《暴風雨》中勝利靠武力取得，而在《沙恭達羅》中勝利靠善來贏得。《暴風雨》在半途中就突然中止，而《沙恭達羅》達到了完美的境界。米蘭達以自己的淳樸使人感到可愛，但這種淳樸出于無知和無經驗；沙恭達羅的淳樸則是經歷了背信棄義、痛苦、忍受和仁慈的淳樸，她的淳樸，是因經歷而變得聰慧的淳樸，是深沉的淳樸，是永久不變的淳樸。”這個結論切中肯棨地點出東西方文化傳統中兩個顯著差異：相比較而言，東方更為強調寧靜淡泊與和諧，西方則更側重于動蕩濃烈與沖突。在這樣大文化氛圍中成熟起來的女性，東方著重表現她們的“善”中之美，而西方則盡力再現她們的“真”中之美。這種觀點頗有見地。

1904年，泰戈爾發表的《羅摩衍那》一文也涉足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他比較論述了印度兩大史詩和古希臘荷馬史詩的異同，認為這些史詩都屬于一個時代的集體創作，署名的作者“只不過是標志而已”，并指出東西方史詩產生的相同的民族文學底蘊：“像我國的《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一樣，古代希臘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也是那種情況。它們產生于整個希臘的心臟中，并蟄居于其中。……那些詩句像河流的源泉從各自國家的深淵底部奔突出來，滋潤著自己的國家。”泰戈爾還進一步將形成這種相似點的原因置于世界大文化框架內進行考察，并歸因于“古代雅利安文明的一股潮流流向歐洲，另一股潮流流向印度。在歐洲的潮流里有兩部史詩，在印度潮流里也有兩部史詩，它們保持著各自的故事和音樂”。他確信這兩種不同風格與內容的史詩是同源的，是產生于同源文化背景中的文學同步發展的結果。這種思想無疑直接影響了泰戈爾關于世界文學交流這一課題的諸多設想。他還在文章中不無遺憾地指出：“我們無法確切地說，希臘在自己的史詩里是否表現了自己的整個自然，但確定無疑的是，印度在《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里是毫無保留地投入了自己的一切。”其實，“顯示出永久的魅力”的古希臘荷馬史詩和印度兩大史詩一樣，同樣“毫無保留”地、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史詩賴以產生并得以流傳的“整個自然”，包括整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這是毫無疑義的。泰戈爾之所以如此評價，不無謙遜之意，因為自己“對希臘來說是外國人”，是以荷馬史詩為參照物來評價印度史詩的。

在1903年寫的《舞臺》一文里，泰戈爾以戲劇舞臺的各種藝術表現技巧為批評標準，對《沙恭達羅》為代表的印度戲劇和“舶來品”由歌劇進行比較分析。他認為“依照英國的模子創作歌劇，這種‘舶來品’的歌劇是一種沉重的東西”，對表演者是一種束縛。在《詩人的傳記》一文里，他從英國詩人丁尼生和意大利詩人但丁論起，也談及印度的瓦爾米基和迦梨陀娑，意在說明詩人的傳記和詩人的創作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1904年，泰戈爾又在《古代文學》一文中，從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對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相同主題或題材所采取的不同藝術表現手法和素材處理的比較研究中，探索了同一主題在流傳過程中表現出的不同思想內涵，并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深刻社會原因。這篇文章為印度比較文學的主題學研究開了先河。論文《歷史小說》（1905）在比較分析了英國歷史小說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印度孟加拉語小說家般吉姆·錢德拉的《妻樹》之后，提出了自己對歷史小說的獨到見解。泰戈爾沿襲印度古典文藝理論中的“情味”說，提出“歷史情味”這一具有全新美學內涵的名詞，并以此分析了莎士比亞劇本《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頗像目前港臺一些比較文學學者，用某一系統的文學理論分析其他文化傳統中文學的闡發研究，而當時這種研究方法尚處于雛形階段，在印度更無先例。1911年，泰戈爾在《生活的回憶》一書的《英國文學》一文中，從多元宏觀的角度，歷數了英國傳統作家的作品，以及他們對印度文學的影響。他以類似目前接受美學的觀點，評述了印度讀者對英國文學傳統有選擇性地吸收，并指出這種現象是因為“歐洲的社會情況與我們的社會情況有著天壤之別”的緣故。

由此觀之，泰戈爾在20世紀初的十年里，對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進行了大量具有探討性的實踐，并已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覺性。進人20年代，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使這位“世界詩人”進而成為“世界公民”，他積極參與許多政治生活，同時著力于創作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因而用比較文學方法研究文學的理論性文章大為減少。直至晚年，他才有一些有關比較文學的論文問世。

1935年，泰戈爾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文學的道路》出版。其中涉及到比較文學研究范疇的論文不少。他在《現實》一文中，以現實性為評論標尺，比較了印度和英國詩人的優劣。他認為迦梨陀娑和般·錢·查特吉值得推崇，而華茲華斯、濟慈和雪萊的作品現實性何在，令人產生懷疑。《文學的革新》一文則涉及到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的一些問題。他指出當英國在印度發展教育事業時，印度人所熟悉的“那種文學的內容不管有多少異國情調，然而它的理想是屬于所有時代的”，即是說受過英國教育的印度審美對象是可以接受英國文學中的合理內核的。他還進一步指出：“盡管荷馬史詩的故事情節是希臘的，但它所包含的詩歌創作的理想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因此，酷愛文學的印度人也從希臘詩歌中汲取了情味。……薩拉特先生所創作的小說是有關孟加拉人的小說，但不能說他的小說純粹是寫孟加拉人的，所以，他的小說不可能有狹隘的民族思想，他小說的普遍的理想在廣闊的范圍里呼喚著所有人。”泰戈爾認為文學作品中的共同情味是其所以能夠超越時空給人以享受的關鍵。這種情味就狹義而言即是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他自己也坦誠地承認：“多年以來，我執著地談論著情味文學的奧秘，人們可以從我各時期的文章里認識它。”他認為：“偉大文學的一個特點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獨創性。”在此前提下，文學必須革新，既要創造跨越國界與語言界限的“情味文學”，也要獨創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情味文學”。這種文學研究的目光是深邃的，是對“情味”的進一步闡發，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在同一本書的《現代詩歌》一文中，他認為“現代”不是客觀時間上的概念，而是主觀上的概念。因而，他不僅以“個人情感的奔放”為衡量詩歌是否“現代”的標志，縱向比較了華茲華斯、雪萊、濟慈的創作，并且通過跨語言界限的橫向比較指出同是現代詩人，艾略特的詩不同于布里吉斯的詩。他還對李白的五言詩、七言詩《山中問答》、《秋浦歌》(十三)、《夏日山中》、《長干行》等進行了深層分析，其結論是：“與中國詩歌比較，英國詩人的現代詩歌顯得不夠質樸自然，而且沾有污泥。”原因在于“不管是科學，還是藝術，它的溝通工具只能是客觀（冷眼旁觀）的心，歐洲在科學里得到了那顆心，但在文學里卻沒有得到。”由于英國詩未能抓住事物的真實，“他們的心今天是不健康的，搖擺不定的，顛倒錯亂的。”泰戈爾針對不同國家的詩人所寫的“現代”詩歌中諸多方面的差異，從文心論及人心，使這篇論文具有了較高的比較文學價值。

泰戈爾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對國內外不同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進行了大量的評論，這是他以“世界詩人”和“世界公民”的資格，對比較文學領域進行的大膽實踐和理論探索，雖然這種涉足時斷時續，軌跡也模模糊糊，處于自覺與不自覺之間，但是他與比較文學結下的不解之緣卻是有目共睹的。

“世界文學”的構想與定位

泰戈爾在進行文學研究時，始終沒有忘記把印度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多維視野中和世界文化的主體坐標中進行。他在許多學術論文中運用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這些理論研究文章，不少在形式上并沒有把印度文學與某些外國文學進行對應性比較，但實際上卻涉及了比較文學的內容。因為他以敏銳的目光掃視著域外文學的同時，又從印度文學傳統出發，將其匯通，找到對話的途徑，推出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我們不難得出有不少作品可劃入比較文學范疇的結論。

泰戈爾將自己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類團結事業。他曾嘗試著把人類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熔于一爐”。他有關“世界文學”的構想，追根溯源，皆出于此。泰戈爾自幼酷愛詩歌。他“既愛好迦梨陀娑、勝天和其他毗濕奴教派詩人的作品，也愛好拜倫、雪萊、華茲華斯，濟慈和布朗寧的作品。”如此廣博的文學視野對他影響很大，對他日后構想“世界文學”有啟蒙作用。他還“通過英語，堅持通讀了英國文學和歐洲文學著作”。查詢他當時為《婆羅蒂》雜志撰寫的文章題目，即可發現其中不少是具有比較文學性質的。如《撒克遜和盎格魯撒克遜文學》《但丁和他的詩》《歌德》等。他十八九歲時，隨其兄前往英國學習，發表于《婆羅蒂》上的書信表明，“他對生活在西方和印度兩種社會里的婦女地位作了比較，并力圖指出，同樣的女性，在一個社會里是力量的源泉，而在另一個社會里則是軟弱的象征。”這可能是他接觸西方文化以后，最早得出的帶有比較性的結論。評論家們普遍認為，“有三種主要文學影響著羅賓德拉納特詩歌創作的發展，它們是梵文古典文學，中世紀毗濕奴虔誠詩歌和西方文學……這三股不同的文學潮流匯合在一起，在羅賓德拉納特的詩里形成了一個神圣的匯合處。”正是因為三股文學潮流“匯合處”的湍急嘈匯的優秀水質，才培育出泰戈爾渴望“世界文學”的理想之花，在使他成名的那些詩歌中，就已依稀可辨他構筑“世界文學”框架的努力。

在泰戈爾25歲時發表的重要詩集《剛與柔》中，就有英國詩人雪萊、勃朗寧夫人、史文朋、胡德，法國作家雨果和一位不知名的日本詩人等許多作家作品的譯文。他不僅從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而且眼界豁然開朗，認識到在魅力無窮的印度文學王國之外，還有另一個更為豐富多彩的文學大世界。1889年，他寫出深受莎士比亞戲劇結構影響的劇作《國王與王后》。許多評論家都指出，他以后幾年寫成的《秋天節日》《懺悔》《暗室王》等戲劇中的格調，是從西方戲劇，尤其是英國戲劇中借鑒來的。我國精通孟加拉語和泰戈爾文學的專家石真先生曾指出：“泰翁對我們的古典詩歌是十分稱贊的，詩人雖然不懂漢語，但是他讀了不少英語翻譯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篇，并且時常在著作和講話里征引”。作為世界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英國文學，他很熟悉；對德國和美國文學，他也不乏了解；至于東方的中國文學、日本文學，他也很喜愛。這些文學的影響，加速了他探求世界文學的步伐，幫助他完成了世界文學的構想，最終使他能夠自由馳騁于世界文學的廣闊天地。

泰戈爾在大量探索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上，在自己對于“世界文學”有切身感受和深刻理解的前提下，厚積薄發，從大量感情認識抉剔出有關“世界文學”的理論性真諦，自覺、系統地提出了一整套“世界文學”，即有關“比較文學”的理論。

1907年，他發表了令比較文學家也為之贊嘆的論文《世界文學》。文中異常明確地宣稱：“本文所評論的內容，在英語中稱為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較文學），印度語叫‘世界文學’”。泰戈爾對為什么會出現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問題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認為，人類有超越時空界限的共同心態，這就是人性。“在整個人類里，完整地獲得自己的人性是人類心靈的天生屬性，人在其中得到了真正的快樂。”人性之所以光彩照人、令人目眩并為人所動，是因為它在以完美至善的形式有力地表現著自己。泰戈爾進一步闡明人在兩種潮流中表現著自己，其一即“人的文學”。因為只有在文學里，“自我表現對人來說不存在任何障礙”，因而自然而然地“人就在自己需要的世界旁邊，建立起一個超脫需要的文學世界”。由于時間的過濾，文學世界中缺乏生命的東西漸漸被淘汰了。唯有那些“所有的人能夠從中看到自己的東西，方能在不同時代和不同人身上立于不敗之地”。經過歷史長河篩選而存留下來的精品，才能夠成為一切民族和一切人的精神財富，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學世界。其中所傳達的則是人相通的情感，探索的是人共同的創作規律。如此這般，“文學確立起關于人的本性和人的表達的一個永恒的理想。……如果我們根據這個理想來研究文學，那么我們就不得不依賴整個人類的思想智慧”。這就是泰戈爾關于“世界文學”的構想。他還為“世界文學”作了個非常恰當的比喻，“全人類猶同世上的泥瓦匠，他們在建造文學神廟，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作家則是他們的幫工。”這里所說的“文學神廟”自然指的是“世界文學”。人們在這個文學世界中創造著，“在這無窮無盡的創造的盡頭，存在著一個終極的理想”，即“世界文學”所要探討的普遍的規律性問題。在全文的最后，泰戈爾進一步指出，對于“世界文學”的研究雖屬初創時期，但必須明確：“我們的目的是，去掉那些無知的狹隘，從世界文學中觀察世界的人。我們要在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里看到整體，要在這種整體里看到整個人類為表現自己所作的努力，現在是立下這樣的決心的時候了。”在這篇文章中，泰戈爾不僅相當明確地提出了關于“世界文學”的構想，而且詳盡地闡釋了“世界文學”產生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未來前景。它不僅是對印度比較文學產生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也是對當時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比較文學理論界的一種補充，因為它是東方比較文學理論的足音。

繼而，泰戈爾又在《美和文學》一文中，定向性地闡發了“世界文學”的構想。他將“世界文學”中的普遍性問題，上升到美學高度來進行分析。認為從“世界文學”看出，“學會整體去觀察美，是美感的最終目的。”文學中的許多規律性問題，只有以高屋建瓴之勢給予觀察、審視之后，才能真正發現它的價值。而“在整個世界里對美的欣賞的這種描述，通過快感把握美的歷史，在人類的文學里被完美地保存著。”文學中的美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這是“世界文學”賴以存在的根基和它作為一種理論的內核。人類正是通過美感在享受和創造著文學世界，“我們的快樂通過美感將擴展到整個世界”，這是人性在文學中表現它所要達到的一種目標。反之，“世界文學”則通過美感才能達到認識人性的目的。而每一個“世界文學的讀者，漫步在文學這條康莊大道上，了解和感受到整個人類心靈在追求什么，獲得了什么以及真實如何在美和善中體現等等，并以此得到滿足”。泰戈爾對比較文學研究中美的本質的認識，足以使當代的比較文學理論研究者望其項背。

泰戈爾不僅進行了大量的比較文學研究實踐，并且對比較文學理論的探討也有建樹，他于1908年在加爾各答市的高等學府里公開創設了題為“比較文學”（“世界文學”）的講座。美國比較文學專家李達三先生認為泰戈爾“像他的前輩歌德，有著‘世界文學’觀的論調。”泰戈爾認為，“凡只知道一種文學的人，根本算不得是知道文學。”只有“傳播與英國相異的西方文學知識”，比較文學的實現才成為可能。因為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若無參照物便不可能進行，而只有一個參照系，那種比較也必然流于狹隘與膚淺。如果比較既沒有在廣闊的文化歷史關聯的背景下進行，也沒有對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文學現象進行比較性的美學評估，那么這種比較難以有理論深度并難以得出可靠性的結論，它不能稱為比較文學的比較。

泰戈爾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由初時的構想，到最后形成定勢，經歷了數十年的漫長歲月。1914年5月，他在寫給外國作家塔斯杰·穆爾的信中，重申并提高了自己對于“世界文學”的認識：“任何國家的文學不主要是為本國享用，它的價值在于它對外國來說也是十分必需的。我認為，西方通過《圣經》的媒介，幸運地獲得了吸收東方精神的機會。……西方文學對我們來說也起著同樣的作用。”他在信中接著指出，東西方任何文學作品中的純藝術因素都會被互相棄絕，“然而那些崇高的人性和非凡的真理，能夠容易地到達遙遠的國度和跨越時代。”他提倡的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終極目標就是要通過文學比較，探尋出人類的共同人性和真理，只有它們才是超越時空的。泰戈爾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構想在這里奠下最后一塊基石，并以一種理論定位的方式引導著國內外的比較文學家從這里登堂入室，踏上比較文學這一新興學科的更高臺階。

“世界意識”的啟悟與升華

泰戈爾與世界文學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是他積極倡導的東西方之間要緊密合作的精神在文學研究領域的體現。評論家普遍認為，泰戈爾的理性是由整個世界文明培育成熟的，他的成就奠基于東西方文人學者的友誼之上，因而在他的思想深處潛藏著“世界意識”，并始終貫穿他文學研究的全過程。這種“世界意識”由朦朧生發到根深蒂固的發展，是他與比較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的根源。

泰戈爾一向主張民族間的文化要相互交流，東西方二者不可偏廢。這種“世界意識”很早就在他幼小的心靈里萌動，因為“羅賓德拉那特就誕生在這種東方和西方的精神文明的氣氛中，并在那間喧鬧的、永遠擠滿那些不斷地唱歌，寫詩，討論神學、哲學和文學問題的人們的喬拉圣科的小屋里度過了他的童年。”1878年，青年時代的泰戈爾第一次去英國倫敦求學，請了一位教師教拉丁文。這位平日沉溺于理論研究的教師認為：“每一個時代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識總會在整個世界的不同人類社會里反映出來，不管這些不同的社會之間存在什么樣的外部聯系。”泰戈爾在日后的《回憶錄》中，曾這樣寫道：“今天我不能不相信它。我堅信，人類的思想是通過一種深奧的媒介聯系著的，社會的某一方面的變革會影響到另一方面。”可見從那個時期開始，人類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世界意識”，就已深深植根于泰戈爾的理性，這塊東西方文化雜糅的沃土之中了。

泰戈爾籌建國際大學時，正值他的“世界文學”的理論逐漸形成定勢的過渡時期，也是他的“世界意識”主導他行動的重要時節。1898年，他想在父親早年買下的名為圣蒂尼克坦（意為“和平之鄉”）創辦一所小型的實驗學校，以收容不同種姓的兒童入學。這一設想就是從他的“世界意識”中最先派生出來的。1902年，他又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呼吁，印度既不是印度教的，也不是穆斯林的，更不是英國人的，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應該匯集在團結的旗幟下。這種思想又于1912年反映在泰戈爾作詞并譜曲的印度國歌中。歌詞歡呼要用“愛的花環”把東西方的人們編織在一起。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泰戈爾絲毫沒有懈怠要在圣蒂尼克坦建立一個在世界各國間傳播信任與友誼，交流思想文化的學術機構的努力。就這樣，泰戈爾的“世界意識”由啟悟到升華，最后成為現實。圣蒂尼克坦的實驗學校最后終于發展成一所世界性大學——國際大學。

泰戈爾這種“世界意識”不僅反映在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而且以一定的審美價值取向表現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在他的“世界文學”的理論逐漸形成時寫的代表作長篇小說《戈拉》和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集《吉檀迦利》里。

1906年至1909年在雜志上連載的小說《戈拉》，除卻熱愛祖國的鮮明主題而外，另一個重要的思想傾向就是不同種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應該消除隔閡，相互交流文化與思想。小說主人公戈拉的思想轉變，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這一主旨，表達了作者正確的思想傾向和宗教觀，是作者深層意識的一種自然浮現。因此，印度評論家說：“他的小說表現了人類的偉大，這一點不僅跨過了地區界限，也超越了國界。”泰戈爾50歲那年，即1911年，將自己的一些詩編纂成集《吉檀迦利》。其第三十五首詩里寫道：“在那里，知識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還沒有被狹小的家國的墻隔成片段；在那里，話是從真理的深處說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著‘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沒有沉沒在積習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靈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斷放寬的思想與行為——進入那自由的天國，我的父呵，讓我的國家覺醒起來罷。”如何才能進入“那自由的天國”，泰戈爾基于自己的“世界意識”認為，“廣泛地展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建立彼比之間的了解，使所有的人都重視‘人的價值’，來完成一種‘世界文化’，那么人類就可以逐漸進入‘自由的天國’。”在他的想象中，“自由的天國”是天堂，那么在他的實踐中，國際大學即是通向“天國”的金橋，他的“世界意識”最后得到升華。

在泰戈爾的其他作品里也不難發現這種“世界意識”的蛛絲馬跡。這里不一一列舉了。統觀泰戈爾與比較文學的關系，顯而易見，他是以“世界詩人”“世界公民”的資格，在“世界意識”的支配下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他從多維視野的角度努力探尋印度文學與世界各民族文學之間的多層次聯系，從實踐到理論都進行了大膽嘗試，經歷了成為比較文學學者的必由之路。泰戈爾在當時這一新興學科的求索中幾乎寄托了自己全部的精神生活，令比較文學研究者感奮。

原載于《南亞研究》1994年第1期

孟昭毅，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