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蘇聯

劉建

印度大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1941）于1930年訪問蘇聯，是他漫長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像不少歐美知識分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支持者和友人。然而，他在那里既看到了“月亮的光明面”，也發現了它的黑暗面。他甚至預見到，蘇聯如不能根除其弊病就會崩潰。然而，他的忠告在蘇聯遭到雪藏；《消息報》直至1988年才公布了有關內容。同他在1924年訪華期間遭到陳獨秀等人的無端抨擊和魯迅的冷嘲熱諷不同，他在莫斯科受到了一致的熱烈歡迎。鑒于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除在少數場合致辭外，他在蘇聯沒有發表公開演說。因此，《俄羅斯書簡》成為研究他的蘇聯之行的主要文獻。

對理想社會的憧憬

泰戈爾于19世紀90年代奉父命前往鄉間經管田產。當時，泰戈爾家在孟加拉省東北部的帕布納縣和拉吉沙希縣（今均屬孟加拉國）以及毗鄰孟加拉的奧里薩省，擁有廣闊的土地。詩人雖然不懂農業，卻于1890年底只身來到帕布納縣的希萊達豪（Shilaidah）定居。在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國殖民者的雙重統治和壓榨下，歷史上曾經十分富庶的孟加拉農村，水患頻仍，經濟凋敝，廣大農民過著極其貧困、愚昧、悲慘的生活，嚴酷的現實每每使得詩人觸目神傷。他為同胞的不幸而太息，為祖國的前途而悵惘。他常常在上午處理農務，接見佃戶，傾聽他們的呼聲，解決他們的問題。此外，他還接觸過鄉村教師、郵局職員、學生、村婦、木匠、船夫、漁民等各種各樣的人物，從而熟悉了他們的生產勞動、實際生活和他們的喜怒哀樂。他與處于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廣泛接觸，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民主主義思想就在這時深深扎根。

泰戈爾對少數人壟斷財富而驕橫跋扈、多數人遭受貧困而備受屈辱的社會現實深感憤怒，因此，他熱烈地期待著一種理想社會的出現，萌發了對社會主義的向往。他在1893年5月10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比較平等地分配財富的社會主義理想能否實現，如果不能，上天的安排就實在太殘酷了，而人也真是一種不幸的生物。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有苦難存在，那就讓它存在吧；但總應該留下一線光明，至少留下一點希望的閃光，以促使人類中較高尚的部分，懷著希望，不停地奮斗，以減輕這種苦難。”盡管社會主義思想在當時已傳入印度，泰戈爾也知道它是一種主張平等分配財富的理想社會，但由于當時的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先例，他對能否在印度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并不抱多少希望。

在當時的印度，由于生產力低下，物質財富匱乏，文化教育落后，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所以，有人認為，社會主義不過是空想。泰戈爾在上面提到的同一封信中談到了這一點：“有些人斷言，分配天下的物產，使每一個人都有一口飯吃，有一點衣服穿，只不過是一個烏托邦似的夢想，他們講的是何等殘酷的事啊！的確，所有這些社會問題都是殘酷的！命運只給了人類這么一床小得可憐的被子，把它拉到世界的這一部分，另一部分就只好裸露出來。”顯然，詩人對于社會主義理想的難于實現感到痛心疾首；同時，他也明白，沒有足夠的財富積累，沒有發達的教育，社會主義就無從談起。他還發現，個體農業是落后的，其生產力是低下的。

其實，泰戈爾對社會主義也是懷有矛盾心理的。他在同一封信中還說：“在消除貧困的時候，我們會失去財富，而擁有這筆財富，我們卻會失去多少善心，多少美，和多少力量啊。”這說明，詩人知道，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意味著貧困的消除，但有產者將會失去自己的無量財富；而少數人對財富的攫取和壟斷，也意味著善心、美和力量的缺失。從那時起，泰戈爾終生都在關心著農民的命運，把解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問題看做解決印度社會問題的關鍵，并腳踏實地做了許多具有探索性和建設性的有益工作。他后來能對蘇聯產生興趣和好感，無疑與他從蘇聯看到印度的希望有關。

在泰戈爾的思想中，一直存在著對理想社會的憧憬。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他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中的第35首詩歌中：

在那里，心靈是無畏的，頭顱是高昂的；

在那里，知識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沒有被國家狹隘的壁壘分隔成碎片；

在那里，話語出自真誠的深處；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著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性的清流沒有迷失在積習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靈在你的指引下向著不斷開闊的思想與行動前進——

進入那自由的天國，我的父親啊，讓我的祖國醒來吧。

這首意旨十分高遠的詩，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或許，社會主義還是比較接近他的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的。

對十月革命的態度

早在1918年，亦即十月革命的翌年，泰戈爾就在印度具有廣泛影響的重要英文月刊《現代評論》（Modern Review）7月號上發表《在十字路口》（Atthe Cross Roads）一文，表明了他對那場重大歷史事件的態度。詩人寫道：

我們獲悉，現代俄羅斯所以正在其理想主義的無底深淵中掙扎，是因為她在“現實政治”（Real Politik）的嚴酷邏輯中錯失了穩固的立足點。我們對于當前俄羅斯革命的歷史知之甚少，而憑借我們手中不多的材料，我們還無法認定，處于苦難中的俄羅斯是否在體現人類反對建筑在道德虛無主義之上的繁榮的不屈不撓的靈魂。我們能夠說的是，作出判斷的時間尚未到來，尤其是在“現實政治”本身處于如此慘境之時。無疑，倘若現代俄羅斯確曾勉力使自己適應“國家崇拜”（Nation-worship）的正統，那么她今天就會處于一種較為舒服的境地。然而，她的斗爭的這種驚人規模和她的諸多混亂的不可救藥本身，并不能證明她已誤入歧途。作為一個國家，她并不是不可能失敗；但如果她是手執真正的理想的旗幟而失敗，那么她的失敗將猶如啟明星那樣逐漸消逝，從而迎來新時代的日出。如果印度應有自己的雄心，那么就不要使之成為昨夜罪惡的野蠻盛宴上的爭奪，而是讓她在早晨踏上尋求真理——人類靈魂的真理的朝覲之途的隊伍中就位。

泰戈爾所以撰寫《在十字路口》，是為了探索印度民族的出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席卷歐、亞、非三洲，人類文明深陷危機之中。詩人在該文中指出，英國居高臨下的施舍和印度卑躬屈膝地接受小恩小惠，“不是恰當的解決辦法。我們必須擁有權力才能獲得真正的公正。”[2]自然，在為處于十字路口的民族獨立運動尋找正確的方向之時，他也考慮了俄羅斯的道路。盡管詩人自稱資料有限因而措辭審慎，但他卻明白，十月革命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俄羅斯由于脫離了歐洲的“現實政治”而陷入孤立。盡管他還無法立即對革命后的俄羅斯是否一種相對于道德虛無主義的理想主義的產物作出價值判斷，但他也并不認同關于俄羅斯“已誤入歧途”之說。相反，他對十月革命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并寄予了一定的希望。

訪蘇之前的準備

泰戈爾早就渴望訪問蘇聯，但在印度卻無從談起，因為俄羅斯駐印度加爾各答等城市的領事館已關閉多年。直到1924年，英國才正式承認蘇聯，并與之建立外交關系，但兩國到1927年又再度斷交。

泰戈爾是在1924年訪問中國期間著手為訪問蘇聯進行準備的。他在北京期間獲悉，蘇聯政府的正式代表列奧·卡拉漢（Leo M.Karakhan, 1889~1937，一譯加拉罕）就在北京，于是在5月11日下午前往其駐地晤談，從而借機表達了自己訪問莫斯科的熱切愿望。卡拉漢承諾即向莫斯科發送電報，并表達了對于建立密切的蘇印關系的濃厚興趣。他們在談到文化和教育的話題時似乎十分投機，而且卡拉漢認為泰戈爾的教育理想與蘇聯政府的教育理想基本相同。蘇聯政府很快發出邀請，希望詩人能在翌年成行。

當時，蘇聯的外交工作已有起色，當然急切希望像泰戈爾那樣的世界文化名人前來參觀。泰戈爾意在考察蘇聯的教育和農業發展狀況，而蘇聯政府則希望借助他獲得“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全力支持”。后來，蘇聯政府還安排，由高爾基出面邀請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866~1944）于1935年前來訪問，由蘇聯作協出面邀請同樣著名的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1869~1951）于1936年前來訪問。羅曼·羅蘭是在泰戈爾之后不久獲得191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他在1919年發表《精神獨立宣言》，暗示人類的希望就寄托于正在實踐社會主義理想的蘇聯。紀德曾于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前往非洲考察，目睹了殖民者對當地土著的殘酷剝削，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的想望。30年代初期，他宣布自己信仰共產主義。蘇聯政府邀請他們前來訪問，大體出于同樣的考量。不過，紀德在訪蘇后卻產生了一種幻滅感，先后發表了《訪蘇歸來》（1936）和《對蘇聯的余思》（1937），對它的各種問題提出尖銳批評。羅曼·羅蘭雖然在當時保持了沉默，卻留下一部《莫斯科日記》，對蘇聯已出現“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包括高爾基在內的“新貴族階層”提出批評。根據他的遺囑，這部日記直到他逝世半個世紀之后才得以出版。那時，蘇聯已經解體。

然而，泰戈爾的蘇聯之行并不順利。1925年，他與印度的一些著名學者和科學家應邀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200周年慶典，但他由于健康原因而錯過了這一機會。1926年，他在斯德哥爾摩見到蘇聯外交官和作家阿羅謝夫（A.Arosev，1890~1938），向后者重申了自己訪蘇的熱望：“你不知道，長期以來，我一直多么想到你們的國家，一個我由于其文學而熱愛的國家。我從友人那里獲悉，現在，你們的人民已經掀開全新的一頁，變得與過去全然不同，我急不可耐地想飛到那里去。”他還說：“我希望了解你們的音樂，你們的戲劇，你們的舞蹈，并熟悉你們的文學。”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甚至成立了一個以盧納察爾斯基為主席的專門的接待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邁耶霍爾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知名人物。約50個組織準備熱情接待泰戈爾。除莫斯科外，列寧格勒、巴庫、第比利斯、巴頓和克里米亞等城市都將準備迎接詩人。然而，由于一場嚴重流感，他再次辜負了東道主的熱情。他甚至未能參加1927年的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典。隨后，他在1928年4月17日的一封信中表示：“我們有必要了解，在教育農民方面，他們在俄羅斯形成了什么樣的制度。如果我們不能拯救我們的村莊，我們就會滅亡。死亡進程在社會底層已經開始。我們亟須了解俄羅斯在采用什么辦法將新的生命力注入社會的這一分支。我們正在將自己的所有能量浪費在無所作為的政府身上，而另一方面，國家在活力和財富上卻在變得愈來愈貧弱。我非常希望親自到俄羅斯并親眼見識鄉村教育制度、合作社運動等等。但是，我現在沒有足夠的體力。我只能將自身交到醫生手中并靜養一些時日。現在，我已68歲了，我的生命之燈在變得暗淡，只有撥弄燭芯，它才會明亮，希望很小了——真正的事實是，快要油盡燈滅了。盡管如此，我的一大愿望是，在死前能了解俄羅斯當前的事業。如果健康允許，我就會動身。”這封目前保存在莫斯科檔案館的重要信件，說明了泰戈爾當時健康狀況確實不佳，自覺已到風燭殘年，但他不改初衷，而且真心希望前往蘇聯考察。該信還再次說明了詩人訪蘇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它的教育制度和合作化運動，以作為解決印度農村問題的借鏡。主要由于健康原因，盡管蘇聯政府年復一年地不斷重新發出邀請，他直到1930年9月才最終踏上蘇聯的領土。這一準備過程，經歷了6年之久。

訪蘇主要目的：看月亮的光明面。

泰戈爾在其訪問蘇聯的夙愿實現之后異常興奮。“終于來到了俄羅斯！”從他收入《俄羅斯書簡》的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話就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在1930年9月25日從莫斯科發出的第三封信中，他又寫道：“我現在在俄羅斯；倘若我不曾前來，那么我的人生的朝覲就不會圓滿。”他將訪蘇當做人生中一件神圣之事，而他對蘇聯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泰戈爾最初計劃在蘇聯停留月余，訪問莫斯科、列寧格勒、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然后取道西伯利亞前往日本和美國。從1930年9月11日至25日，詩人實際上只在莫斯科停留了半個月。他在1924年訪問中國時停留了七周，而在訪蘇之后又在美國停留了近十周（67天）。與訪華訪美所用時間相比，他在蘇聯的時間顯然很短。詩人所以縮短原定訪問計劃，除了身體和氣候原因外，活動和見客太多導致疲憊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尚難確定。

泰戈爾的蘇聯之行，除了時間相對較短外，行程也非常有限。他乘蘇聯火車跨越邊境小城內戈雷羅耶，經斯莫棱斯克到達莫斯科之后就一直僅能待在這座城市及其郊區。醫生告誡年事已高的詩人，他的心臟病隨時可能發作。因此，他能夠看到或獲準看到的東西自然同樣非常有限。蘇聯官員向他提供了許多諸如政府公告一類的宣傳材料。從《俄羅斯書簡》可以看出，他利用乃至照抄了其中不少內容。因此，他對蘇聯的某些描述出于二手資料，并不能完全反映現實。

泰戈爾畢竟不是一個革命者和政治家，盡管他在某些情況下也贊成革命并參與政治活動。但總的來看，他對政治并不非常感興趣。因此，他訪問俄羅斯主要出于三個目的。作為一名文學家，他對俄羅斯文學和文化自然懷著濃厚的興趣。他就是從文學入手開始熟悉俄羅斯的。他是由于閱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契訶夫等俄羅斯偉大作家或詩人的作品而了解并愛上俄羅斯的。他先后對卡拉漢和阿羅謝夫都說過這樣的話。所以，他訪問蘇聯的一個目的就在于考察這個新的國家的新文化建設。

泰戈爾訪蘇的第二個目的，在于考察農業發展和蘇聯農民的生活。有兩個事實足以說明農業在詩人心目中的地位。首先，他在成為世界名人之前即于1906年將自己18歲的長子羅亭、女婿以及一個友人的兒子送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學習農業科學，而不是將他們送到印度上流社會青睞的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其次，他在1921年于圣蒂尼克坦創建著名的國際大學的翌年，即在附近建立了一所與之平行的名為斯里尼克坦（Sriniketan）的農村復興學院，旨在進行農村社會發展實驗，同時對附近農民進行自助和啟蒙方面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24年訪問中國期間獲悉山西農業有些特色之后，還專程前往太原考察。因此，說泰戈爾自19世紀90年代起就產生了深厚的農村情結亦非言過其實。對于名聲在外的蘇聯農業發展，他自然十分想望。從他在莫斯科的中央農民大廈（Central Peasants’House）與蘇聯農民的會談以及他在莫斯科寫的一些信件中均可看到這一點。

泰戈爾訪蘇的第三個亦即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考察俄羅斯教育尤其是農民教育的發展。從1901年在圣蒂尼克坦創辦一所露天小學開始，詩人就開始投身于教育實驗。從那時起，印度的教育問題和農民問題成為他的兩大關注點。他在上文提到的從莫斯科發出的第三封信中說：“我在獲悉俄羅斯的大眾教育從幾乎一無所有起步而取得巨大進展之時，我決定前往那里，而即使我的病弱之軀果真垮掉，那又有什么關系！”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為了達到目的而義無反顧的豪氣。

泰戈爾在莫斯科受到蘇聯官方隆重而熱情的接待。1930年9月11日，泰戈爾一行在白俄羅斯波羅的海站受到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及莫斯科作協代表的歡迎，當天下榻莫斯科大飯店。9月12日中午，蘇聯對外文協舉行招待會。協會主席彼得羅夫（F.N.Petrov,1876~1937）教授與泰戈爾分別致辭并交談。詩人對蘇聯在宏大實驗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熱情表示贊賞；彼得羅夫則告訴詩人，整個俄羅斯都知道并熱愛他。當晚，泰戈爾出席對外文協和蘇聯作協共同為他舉辦的音樂會；彼得羅夫與詩人再度分別致辭。泰戈爾贊賞蘇聯“向所有人提供獲得教育的機會”；彼得羅夫希望泰戈爾能夠理解并向全世界表達他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看法。9月13日上午，泰戈爾與彼得羅夫長談，內容涉及印度革命和國際大學與蘇聯教育機構的交流。由于事涉機密，蘇聯直到1961年才將這次談話內容披露出來。當天中午，泰戈爾接待莫斯科的大學生和教授代表；下午，會見文化藝術界人士，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繪畫作品。在場的蘇聯美術評論家認為泰戈爾是一流畫家，決定在莫斯科為他舉辦個人畫展。晚上赴莫斯科第二藝術劇院觀賞話劇《彼得一世》。9月14日晚上，泰戈爾訪問由孤童組成的少年先鋒公社，發表講話介紹自己在圣蒂尼克坦創辦的學校并與孩子們親切交談。

9月15日中午，泰戈爾與蘇聯外交委員會副人民委員（相當于今日副外長）卡拉漢會見，晚上與聯盟電影協會主席魯金會見。9月16日下午3點，詩人訪問中央農民大廈，與當時恰好住在那里的來自各地的約150個農民舉行座談會。那些來自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農民自不必說，就是還在單干的農民，也一致贊揚當時正在全力推進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一位來自高加索的年輕女子告訴詩人，生活在蘇聯的婦女“自從十月革命以來真的是自由的和幸福的”。對于泰戈爾而言，這次座談會是他親自了解蘇聯農民的唯一機會，因而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從他在現場提出的一些問題看，他對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道路是有一定疑慮的。他完全清楚，“一場致命的饑荒已在俄羅斯持續了一些時日；誰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已經死亡。”

9月17日下午，泰戈爾個人畫展在國立莫斯科新西方藝術博物館揭幕。晚上訪問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羅維奇·丹欽科主持的莫斯科第一藝術劇院，觀看根據托爾斯泰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戲劇《復活》，與契訶夫的遺孀、著名演員奧莉加交談。詩人對蘇聯普通民眾的文化素養表示贊嘆。9月18日晚間，卡拉漢邀請泰戈爾一行前往家中做客。9月19日早上，他前往卡拉漢在莫斯科郊區的夏日別墅休息。在當天寫的收入《俄羅斯書簡》的第二封信中，他認為這座非同一般的別墅就是一座宮殿。9月20日，他在卡拉漢的別墅中又寫了兩封信。當天下午，返回莫斯科大飯店，接待來訪的東方學學者，其中包括梵文學者。晚上前往博爾索伊劇院觀賞根據印度傳說創作的芭蕾舞劇《舞女》，在演出結束后與該劇院主任長談。9月21日，接待曾為他的許多詩歌譜曲的著名作曲家S.A.巴拉桑延。9月22日上午，蘇聯名醫為泰戈爾檢查身體；下午，詩人一行游覽市容和參觀克里姆林宮。9月23日，會見吉普賽人雜志《新路》副主編等人。

由于身體欠佳和心臟衰弱，前往列寧格勒的計劃屆時取消。但在9月24日，泰戈爾再度會見彼得羅夫。當天晚間，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為泰戈爾舉辦盛大的歡送晚會。兩千余人應邀出席。彼得羅夫致辭，給予泰戈爾極高評價，稱他為當世“最偉大的詩人和思想家”。泰戈爾致答謝詞，說自己所見雖然不多，但確信蘇聯已取得“非凡進步”，創造了奇跡。隨后為音樂會，包括舞蹈和泰戈爾作品朗誦。

9月25日一早，泰戈爾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稱贊蘇聯人表現出了“不可思議的勇氣”，“決心創造一個新世界”。他甚至認為，蘇聯“革命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不僅在意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且關心全人類的利益。”這些評價雖然未必全然符合事實，乃至言過其實，但無疑表明泰戈爾對蘇聯革命和建設實踐持基本肯定的態度。

泰戈爾對蘇聯普及大眾教育的成就評價極高。他在《俄羅斯書簡》的“結論”中寫道：“踏上俄羅斯的土地之后，引起我注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教育方面，無論如何，農民和工人階級在數年的時間內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以致在過去的150年的進程中，甚至我們的最高等的階級，也沒有取得任何可以與之比擬的成就。”他在不同的場合多次盛贊蘇聯教育，并將蘇聯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成就歸功于教育的迅速發展。

可以說，泰戈爾基本上達到了自己訪問蘇聯的主要目的。在莫斯科，他對蘇聯在農業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再表示欽佩和贊頌。當然，從西方的媒體和友人那里，他也了解到俄羅斯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實際上，在當時的蘇聯，即使在教育領域和農業領域，也都有自己的問題。然而，他卻能夠將蘇聯的那些成就看做月亮的光明面，親自予以考察并得出自己的結論。由于身體原因，他無法親自到農村地區，因此他的考察只能是初步的，但這并不妨礙他見微知著，透過現象看本質。

蘇聯的問題：月亮的黑暗面

作為一個哲學家和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泰戈爾看到了斯大林時代蘇聯的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同時也滿懷善意地提出了自己的忠告。在蘇聯解體已經20年之際，重溫泰戈爾當年對蘇聯問題的批評，對于我們認識他作為預言家的一面或許不無啟發意義。

泰戈爾在《俄羅斯書簡》所收的第一封信中指出：“我并不能說這里的一切都完美無缺；存在嚴重的缺陷。因此，他們有朝一日會有麻煩。簡而言之，缺陷在于，他們已將他們的教育制度弄成一個模子，但用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人性難以持久。如果教育理論不能與活的心靈的準則相符，那么將來不是這個模子爆成碎片，就是人的心靈因麻痹而趨于僵死，要不就是使人成為機械玩偶。”現在回顧蘇聯教育發展的歷史，泰戈爾可謂不幸而言中。他洞察歷史發展方向的目光確實是無比犀利的。不過，泰戈爾對蘇聯的批評的出發點完全是善意的，他是作為熱愛蘇聯的諍友而坦率提出問題的。這一點，連蘇聯政府也似乎沒有異議。

泰戈爾還發現，蘇聯存在壓制個性的問題。他對此深感不快，因為他本人是個主張個性自由的人。他在《俄羅斯書簡》中的第十三封信中說道：“我并不認為，他們已能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劃出恰當的界限。在這一方面，他們與法西斯主義者不無相同之處。因此，對于以集體的名義壓制個人，他們不愿接受任何限制。他們忘了，通過削弱個人，并不會使集體變得強大。如果個人身陷桎梏，那么社會就不會自由。他們在這里實行強人獨裁。這種一個人對大多數人的統治，或許一時之間可能產生良好結果，但不會永遠如此。不可能會有連綿不斷的足以勝任的領袖。”蘇聯的歷史證明，泰戈爾出于實地考察和邏輯推理而得出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在斯大林時代，蘇聯的重工業和科學事業的確獲得了巨大發展，而在他身后，蘇聯就再也沒有產生過類似的“強人”，甚至連“足以勝任的領袖”也比較罕見，以致在蘇聯解體之時，那些曾經“身陷桎梏”的人們沒有起來為之斗爭。

泰戈爾在為《俄羅斯書簡》寫的長篇“結論”中再次探討了蘇聯的政治體制。他說：“獨裁是另一個論題。就個人而言，我不喜歡在任何領域的獨裁統治。……獨裁無疑蘊涵著諸多危險因素。它在運行中的和諧與穩定是不確定的；領袖的意志與被領導者的意愿的不完滿的交流，成為持續不斷的麻煩之源；此外，消極追隨的習慣，也在削弱人們的理智和個性；正是它的成功，會擊敗它自身。”他繼而說道：“我承認，獨裁非常令人厭惡，而且我還認為，在它的名義下，許多迫害事件發生在俄羅斯。它的消極方面是強制，而強制是一種罪惡。不過，我也看到了它的積極的一面，那就是教育，暴力的反面。”泰戈爾注意到，俄羅斯明顯采取強烈手段將輿論納入一種模式，甚至蓄意壓制對經濟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他還發現，“凡是在急于求成的誘惑過于強烈的地方，政治領袖都不愿尊重人們的表達意見自由的權利。”他還認識到，當時俄羅斯的局勢類似戰時狀況。“所以，他們的大廈的基礎必須盡快得到鞏固；因此，他們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然而，無論需要有多么急切，暴力總是片面的。它只會毀滅，而不能創造。”作為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他的結論只能是：“沒有耐心等待人性慢慢妥協的人們相信迫害；他們最終用暴力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來的東西是靠不住的；它無法長久承受重負。”

在泰戈爾的心目中，當時蘇聯體制的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它對暴力的依賴和濫用。他在1930年9月25日離開莫斯科之前，接受蘇聯重要官方媒體《消息報》（Izvestia）記者的采訪。在被問到對莫斯科的總體印象時，他在贊揚俄羅斯在普及教育、科學研究和醫療衛生等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對他所熱愛的俄羅斯直言不諱地發表了如下著名的談話：

我希望讓你們知道，你們在農民群眾中推廣教育的令人驚嘆的強大力量，你們賦予這項工作的最為明智的方向，以及開拓出來以訓練他們的頭腦、意識和肢體的多種渠道，給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消除所有社會罪惡時，人們必須找到根源，你們已經認識了這一真理……但是，我在這里發現了某些與你們所承擔的偉大使命相矛盾的東西。某些與你們的理想相反的心態正在養成。我得問你們：你們是要在接受你們訓練的人們的心靈中，通過激起對不認同你們的理想的人、你們視為敵人的人的憤怒、階級仇恨和報復念頭，來為你們的理想提供服務的嗎？……如果你們念念不忘你們的對手身上的惡的因素，并認為它們是人性所固有的，因而值得永遠遭到懲罰，那么你們就會激發一種包含仇恨和復仇念頭在內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有朝一日可能對你們的理想予以反抗并毀滅它。你們在為一項偉大的事業而奮斗。……我對你們正在努力做的偉大的事情深感欽佩，所以我不禁期望它能獲得一種愛的動力以及一個寬容的理解的環境。凡是在允許心靈自由的地方，必然會有不同意見。如果我們所有人的意見都被強行弄成一個樣子，那么世界將不僅是乏味的，而且還會是機械劃一的，沒有生氣的。……暴力導致暴力和盲目的愚行。心靈的自由是接受真理所需要的；恐怖不可救藥地戕害它。……所以，為了人類的緣故，我希望你們永遠不要創造一種邪惡的暴力，它會繼續編結一條沒有盡頭的暴力與酷行的鎖鏈。你們已從沙皇政權大量繼承了這筆遺產。這是你們可能擁有的最糟糕的遺產。你們已經努力摧毀了那個政權的別的許多罪惡。為什么不設法將這一罪惡也一并予以摧毀呢？

然而，《消息報》并未立即發表這一褒揚與批評兼而有之的訪談。三周之后，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刊登了有關內容。30年后，這次訪談被作為重要文獻收入國際大學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的《俄羅斯書簡》英譯本的附錄之中。58年后，蘇聯政府完全理解了泰戈爾這位諍友的良苦用心，《消息報》最終在1988年將它全文公之于世。今天重讀這一歷史文獻不難看出，泰戈爾對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蘇聯，可謂愛之深而責之切，雖然有些話聽起來逆耳。他所洞察到的蘇聯的問題，包括強人專制、信奉暴力、輿論一律、壓制個性等，可能都是與蘇聯的最終解體有關的重大問題。他并沒有明言蘇聯最終一定解體，但他的許多論斷的邏輯都指向一點：如果不能自覺糾正自身的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蘇聯政權就必然會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崩潰。倘若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從善如流，認真聽取詩人睿智而深刻的意見，銳意進行政治改革，也許蘇聯未必解體。

結語

在訪問蘇聯之后，泰戈爾直至逝世都一直關注著他的發展，與他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蘇聯政府明白泰戈爾是不可多得的朋友，并沒有因為他的直言而疏遠他。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一直給他寄送圖書、資料和期刊。1934年4月26日，泰戈爾通過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向首屆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發去賀信。1936年7月22日，他致函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有關負責人斯坦普科夫斯基（A.Stempkovsky），感謝蘇聯政府邀請他參加十月革命20周年慶祝活動。他欣然接受這一邀請并表示：“說不定，我也許還能前往，盡管我日益年老體衰。”1937年5月25日，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新任主席阿羅謝夫致函泰戈爾，再度邀請他前往蘇聯：“不僅我本人，我國的所有知識分子以及勞動群眾，將很高興再度見到您作為我國的客人出現在這里。”1937年7月7日，泰戈爾在致阿羅謝夫的復信中表示，自己一直在密切關注蘇聯的事態，尤其是文化問題。“對蘇聯的興趣一直不曾稍減。如果條件允許我再訪新俄羅斯，那將是讓我最為高興的事”。1941年4月14日，泰戈爾的最后一次公開演講《文明的危機》發表。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惡性事件所導致的文明的危機痛心疾首，但堅信“命運之輪終有一天會迫使英國人放棄他們的印度帝國”，并對人類歷史將掀開新的一章滿懷信心。就在這篇演講中，他對蘇聯消滅疾病、文盲、愚昧和貧困的成就及其民族政策依然表示贊賞。在逝世前的最后時日中，他一直關注著蘇德戰爭的消息并深信蘇聯能夠獲勝。

同樣，俄羅斯（包括蘇聯）人民一直熱愛泰戈爾并給予他崇高的評價。至1917年，泰戈爾的宗教抒情詩集《吉檀迦利》有六個俄文譯本問世，其一為俄羅斯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萬·布寧所編輯。托爾斯泰的次子伊利亞亦曾翻譯過泰戈爾的作品，并認為他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想將令大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也十分贊賞的泰戈爾名劇《暗室之王》搬上舞臺。他在跟演員談話時將泰戈爾與古希臘大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相提并論。到20世紀20年代末泰戈爾訪蘇前夕，他的大多數英文詩集和散文（約25冊）已被譯成俄文出版，受到廣大讀者的普遍歡迎。列寧、盧納察爾斯基、高爾基等人的私人藏書中均有泰戈爾的作品。泰戈爾的《民族主義》即屬列寧藏書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繼續翻譯泰戈爾的作品。1961年，為了紀念泰戈爾的百年誕辰，蘇聯出版了12卷本的直接譯自孟加拉文的《泰戈爾文集》。1963年12月10日，蘇聯政府以蘇印文化關系協會的名義向印度贈送了一座巨大的石質泰戈爾雕像。它陳列在詩人在加爾各答的故居院中，成為印蘇（俄）友誼的一個象征。蘇聯權威的泰戈爾研究專家格納秋克·丹尼爾丘克表示，俄羅斯（包括蘇聯）對泰戈爾的翻譯和閱讀的興趣始終不曾衰減；對于讀者而言，他同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達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

泰戈爾對俄羅斯十月革命的贊賞，對蘇聯在文化、農業和教育等領域成就的肯定，源于他對一個理想社會的追求和對無所作為的英國殖民統治的痛憤，也源于他改變印度社會的強烈愿望。他在充分看到蘇聯的光明面的同時，也以哲人之智洞察了它的致命弊病并予以坦率批評。他的意見是明智的、深刻的和富于預見性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他雖然對蘇聯始終懷有真情、善意和熱望，卻預見到蘇聯可能由于這些弊病而滅亡。蘇聯政府雖然諱疾忌醫，不曾聽取他的意見，但從未對他提出任何公開的批評和負面的評價，而是始終將他當做自己的非同尋常的朋友。泰戈爾的蘇聯之行對他人生最后階段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有時甚至變得比較激進。他的《俄羅斯書簡》以及他與蘇聯官方及友人的眾多通信，是研究他與蘇聯（俄羅斯）關系的重要文獻。由于他至今還在俄羅斯享有盛譽，由于他對俄印文化交流的非凡貢獻，他事實上已經是而且還將一直是一座密切聯系這兩個國家的友誼的橋梁。

原刊載于《南亞研究》2011年第1期

劉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