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二馬（下）

現在要來寫馬家列傳了。在北大的雖然只有兩位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個，不過后來留存的只有五人，我都見到過，而且也都相當的熟識。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個兒子，時常在九先生那里見著。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馬幼漁，名裕藻，本來他們各有一套標準的名號，很是整齊，大約還是他們老太爺給定下來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鑒，字季明，七先生名準，本字繩甫，后來曾一度出家，因改號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應該是個單名，字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換掉了，大約也在考取“百名師范”，往日本留學去的時候吧。不曉得他的師范是哪一門，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傳授的文字學的音韻部分，和錢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樣。他進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長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邊，與北大共始終。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學校遷往長沙，隨后又至昆明，他沒有跟了去，學校方面承認幾個教員有困難的不能離開北京，名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馬幼漁、孟心史、馮漢叔和我，由學校每月給予留京津貼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與馮孟兩位卻已去世了。

馬幼漁性甚和易，對人很是謙恭，雖是熟識朋友，也總是稱某某先生，這似乎是馬氏弟兄的一種風氣，因為他們都是如此的。與舊友談天頗喜詼諧，唯自己不善劇談，只是傍聽微笑而已，但有時跡近戲弄的也不贊成。有一次劉半農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樣和他開玩笑，在寫信給他的時候，信面上寫作“鄞縣馬廄”，主人見了艴然不悅，這其實要怪劉博士的過于輕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評議會的會場上遇見不合理的議論，特別是后來“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聲叱咤，一點不留面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見了女學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時的那種客氣和不客氣的態度都沒有用處。現在來講這種軼事，似乎對于故人有點不敬的意思。本來在知識階級中間這是很尋常的事，居家相敬如賓，出外說到太太時，總是說自己不如，或是學問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聽了也不大以為然，但那畢竟與季常之懼稍有不同，所以并無什么可笑之處，至多是有點幽默味罷了。他有一個時候曾在女師大或者還是女高師兼課，上課的時候不知怎的說及那個問題，關于“內人”講了些話，到了下星期的上課時間，有兩個女同學提出請求道：

“這一班還請老師給我們講講內人的事吧。”這很使得他有點為難，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開講義夾來，模糊過去了吧。這班學生里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搗亂的學生就是那有名的黃瑞筠，當時在場的她的同學后來出嫁之后講給她的“先生”聽，所以雖然是間接得來，但是這故事的真實性是十分可靠的。說到這里，聯想所及不禁筆又要岔了開去，來記劉半農的一件軼事了。這些如教古舊的道學家看來，就是“談人閨閫”，是很缺德的事，其實講這故事其目的乃是來表彰他，所以乃是當作一件盛德事來講的。當初劉半農從上海來北京，雖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傳來的“才子佳人”的思想還是存在，時常在談話中間要透露出來，仿佛有羨慕“紅袖添香”的口氣，我便同樂了同加以諷刺，將他的號改為龔孝拱的“半倫”，因為龔孝拱不承認五倫，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認只有半個“倫”了。半農禁不起朋友們的攻擊，逐漸放棄了這種舊感情和思想，后來出洋留學，受了西歐尊重女性的教訓，更是顯著的有了轉變了。歸國后參加《語絲》的工作，及張作霖入關，《語絲》被禁，我們兩人暫避在一個日本武人的家里，半農有《記硯兄之稱》一小文，記其事云：

“余與知堂老人每以硯兄相稱，不知者或以為兒時同窗友也。其實余二人相識，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越十年，紅胡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臥，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民國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我所說的便是躲在菜廠胡同的事，有一天半農夫人來訪，其時適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臨去乃見其潛至門后，親吻而別，此蓋是在法國學得的禮節，維持至今者也。此事適為余妻窺見，相與嘆息劉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劉胡二博士雖是品質不一樣，但是在不忘故劍這一點上，卻是足以令人欽佩的，胡適之尚健在，若是劉半農則已蓋棺論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