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導讀

詞的淵源及流變

詞即歌詞，又稱為“長短句”，是格律嚴密、句式長短不齊、可以合樂歌唱的一種詩歌形式。唐朝時稱當時流行的雜曲歌詞為“曲子詞”，后來簡稱為詞。詩與詞的不同之處在于，詩一般供吟詠，詞則用來歌唱；詩句法工整，詞則句法長短不一；詩的風格端莊典雅，詞則柔媚婉約。

如果詩與樂結合，是先有詩，然后再以樂配詩，但是詞大多則是先有樂，然后再按樂填詞，因此在句式、字數、用韻、平仄等方面，詞都要受到樂律的制約，從而形成不同的曲牌、詞調。

詞產生的確切時間不可考，一般認為在隋唐時期。開始是為配合隋唐以來流行的、以西域“燕樂”為主體的音樂而作的歌詞。從敦煌石室發現的十八首《菩薩蠻》來考證，至少有兩首作于唐德宗貞元以前。《全唐詩》中收錄有初唐人長孫無忌、王勃，盛唐人如唐玄宗等人的長短句，由此可以推測，隋唐時期，詞就已經在民間流行，盛唐已經蓬勃發展。被公認為最早填詞的是唐肅宗時的張松齡、張志和兄弟以及戴叔倫、韋應物、王建等人。劉禹錫、白居易則是早期詞人中的優秀代表。他們現存的70余首詞作，不但內容清新，形式上也擺脫了近體詩的束縛。

五代時期，詞進入成熟期。長江上游的西蜀，漢水下游的南唐，聚集了當時的一大批詞人。西蜀趙崇祚編的《花間集》收錄了溫庭筠、皇甫嵩、韋莊等18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浮艷綺靡，于是，后人便把艷情閨思的詞人稱為“花間派”。南唐詞人以李璟、李煜父子和馮延巳為代表。經國破家亡，李煜作品蒼涼哀婉，有身世之感和家國之痛，后期作品無論思想、藝術都超越了同時代詞人的境界。王國維中肯的評價：“詞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兩宋時期，是詞的全盛期。上至帝王將相、愛國志士，如宋徽宗、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岳飛、陸游、辛棄疾、陳亮、劉克莊、文天祥等，下至文人雅士、閨閣婦女，如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朱淑貞等，都有作品傳世。這時的作品藝術嫻熟，內容豐富，題材多樣。

唐圭璋輯錄的《全宋詞》，收錄宋朝詞人1330余家，詞作19900余首，殘篇530余首。另有孔凡禮輯錄的《全宋詞補輯》，收錄140余人，詞作430余首。詞是宋朝文學的主流，詞作在宋朝達到了巔峰狀態。

北宋柳永一生致力于詞作。柳永懂音樂，擅鋪敘、白描，了解普通百姓生活，他的詞鋪敘委婉，膾炙人口，葉夢得評價說：“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柳永之前，詞的體制都是簡短的小令、中調，他改制和創作了一些詞調，特別是長調，豐富了詞的表現力。但柳永詞作的內容大都是都會男女生活、羈旅行役、閨怨相思等，題材較為狹窄。

蘇軾的詞作，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都對傳統進行了重大突破，主要在于把詞與音樂進行了分離。蘇軾精通音律，但不受音律的羈絆，純粹是為文學而創作詞。他的作品題材廣闊，感懷、記游、說理、談禪等無所不包，沖破了詞為“艷科”的樊籬。他以寫詩的方式填詞，風格豪放，但也不乏清新婉約。蘇詞雖然開辟了豪放詞派，卻被視為別格，不為時人接受。周邦彥是當時公認的詞的正宗代表。他精通音律，并且掌管制作宮廷音樂的大晟府，對詞律、詞樂以及鍛字煉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他的詞的內容貧乏。李清照坎坷的后半生生活，成就了“一代詞人”。她主張詞“別是一家”，既反對柳永詞的“輕薄”，又反對蘇軾的豪放。

南宋初年，主戰派的愛國詞人，如岳飛、張元斡、張孝祥、辛棄疾、陳亮、陸游等人，主張收復失地、渴望統一，將詞作為寄托言志的工具。其中，辛棄疾的詞形式自由，氣勢恢弘，慷慨激昂，引詩文入詞，擴大了詞的題材與境界。南宋中晚期，部分愛國人士，如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等，見國家頹敗即將危亡，遂沿襲辛棄疾的豪放詞風，寫憂時愛國的作品。

以姜夔為代表，吳文英、史達祖、張炎、周密、蔣捷等人，則延續著柳永、周邦彥的詞風。姜夔是南宋詞人的集大成者，他精通音律、詞樂，善于詠物，雕琢字句，曾自度曲17首。他們的詞作講求音律，風格細膩婉約、溫柔含蓄。

南宋末期，無論形式、內容，詞都沒有大的突破。元、明二代，詞則逐漸走向衰頹。清朝稍有復興，主要有以陳維崧為代表的風格豪放的陽羨派，以朱彝尊、厲鶚等為代表的風格婉約的浙西派，以張惠言、周濟等為代表的講究寄托的常州派。清末的蔣春霖、王鵬運、朱孝臧、況周頤等，盡管各有成績，但詞的鼎盛已一去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