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初年，清統治者為增加奴仆數量，實行一種逼民 “投充” 的政策。這些被逼而為旗人奴仆的人便叫“投充人”。

起初，朝廷下令許各旗招收貧民為奴仆，后來則發展為 “不論貧富，相率投充” 的地步。出現這種情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滿洲貴族強迫投充，據 《清世祖實錄》 載： “距京三百里外，耕種滿洲田地之處，莊頭及奴仆人等，將各州縣莊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語恐嚇，威勢迫脅。各色工匠，盡行搜索，務令投充。” 這些被迫投充的漢人，身份則降為旗人的奴仆，主人可以出賣奴婢，奴婢不能隨便離開主人。另一方面是許多漢人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賦役，攜帶土地，投充旗下，這些人大多為富厚之家。這種投充后來又發展到暗中以他人之地投充。康熙初年，雄縣知縣姚文燮寫了一首 《投人謠》，其中有“一人投身數姓地，人免丁徭地免稅” 之語，這首歌謠反映了當時的普遍情況。滿洲貴族則以帶地投充的辦法，又占有了大量土地，所以對投充制度極表歡迎。

投充人實際是滿洲貴族、官僚的奴隸，所以形成了一種滿洲貴族、官僚與投充人的雙重矛盾： 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投充人為了擺脫受雙重壓迫，便大量逃亡。各旗所上奏的投充人逃亡事件天天都有，順治三年 (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數萬，以后各年從未間斷。只要逃亡就難以抓回，據文獻記載： 抓回來的投充人，不及逃亡者十分之一。因投充人逃亡而被牽連的人也不斷增加。

投充人的逃亡，嚴重影響旗地的生產，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