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顏元·顏李學派在理論思維上的經驗教訓

顏李學派的思想體系是功利論。在哲學上他們主要討論理事、體用、動靜、知行、形性、性習、道藝、義利等范疇。他們選擇這些范疇是有原因的：這些范疇都有矛盾的兩個方面，其中都有一方與功利論所使用的語言或所持的觀點相聯系，易于賦予以功利論的意義，為我所用。

可是，要從哲學上論證功利論，就必須從這些范疇中引出相應的哲學命題，以作為功利論的理論基礎。那么，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實現這種論證呢? 用理學的思辨方法嗎? 當然不行。明季理學的思辨方法已發展到極端，“牛毛繭絲，無不辨晰”，著眼于辨心、性、理、氣之微，所得出的結論多不切合實際。顏、李所以不遺余力反駁理學的主要原因在此。顏、李不喜作抽象玄談。他們把理學家“高談性天”比作“畫鬼”，而把講求實際的學問比作“畫馬”，認為“畫鬼容易畫馬難”，因為鬼無質對，馬有佐證。因此在他們那里，理事、體用等抽象的哲學范疇皆被還原為社會的實際矛盾。這樣，經驗論的理論方法自然而然地被顏李學派采用了。但是，他們拋棄了理學關于范疇分析的哲學理論深度，把行動與理論分割開來，好像所有的抽象理論都是無用似的。這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我們毋需對理學作全盤否定，也不能對顏李學派作全盤肯定。

顏李學派雖然標幟“堯舜三事、周孔三物”，卻帶有明顯的實證特征。顏元說：“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征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習齋年譜》卷下)“見之事”，“征諸物”，是顏、李治學的根本要求。下面，我們來看看顏李學派討論的范疇中，提出了什么命題，又是怎樣加以說明和論證的：

(1)理事范疇。在顏李看來，“事”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萬事萬物。他們以“木中紋理”、“玉之脈理”為喻，說明“理”是事物的條理、法則和規律，從而提出了“理即在事中”的命題，并以此批評理學“理在事上”的觀點，指出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理”是虛妄無征的。

(2)體用范疇。顏、李以人體為喻，認為“體”是人的機體及其機能，“用”即發揮此機體和機能的作用。他們解釋說：“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體，即具用也;用，用其體也。”(《恕谷后集》卷一三)因而提出“體用一致”的命題，以為“致用”才是學問的根本，指出理學“既為無用之體，則理亦虛理”(《朱子語類評》)。

(3)動靜范疇。顏李學派認為世界就其本質而言，是動而不是靜。他們舉出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耳目之視聽等為例，說明“動”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并提出“以動造成世道”的主張，勸導世人循著“動”的法則，去強身、強家、強國、強天下。

(4)知行范疇。顏李學派反對程朱理學“知先行后”的理論，提出“行不及，知亦不及”的命題，主張“由行得知”。顏元舉出生活中的事例說，如食菔蔬，必“納之口，乃知此辛味”，強調認識對于行動的依賴關系，但卻忽視了理論對于行動的指導作用。李塨為了糾正老師的偏頗，強調認識對于行動的準備作用和指導作用，卻又背離了師門“由行得知”的觀點。他說：“從來圣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學。”(《大學辨業》卷二)這就又重復了程朱理學“知先行后”的觀點。

(5)形性范疇。顏元提出“性即氣質之性”、“舍形則無性”的命題。他以人眼為例駁斥程朱理學說：眶皰睛是“氣質”，如認為“氣質之性有惡”，勢必導致“無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的結論，指出理學的人性理論浸染佛教觀念，竟視“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為“累礙贅余”。他又提出“踐形盡性”的命題，認為人性只有在踐履中才能得到體現，用以針砭理學家靜坐體認、惰廢形體的弊病。

(6)性習范疇。顏元強調“習與性成”，認為“有生后皆因習作主”。他以布帛染污為喻，說明人性本善，惡由習染;人習“性所本有之善”則為善，習“性所本無之惡”則染惡。而習善即對于 “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時習力行，他認為學習“藝能”是因乎“人性之所必至”。

(7)道藝范疇。顏李學派崇尚藝能，治學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要，旁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類。他們以學醫、學琴、學射、學針黹等為例，說明“道”即寓于“藝”中，主張“道藝一滾加功”。

(8)義利范疇。顏、李以種田、捕魚等為例駁斥義利對立之說：“世有耕種不謀收獲者乎? 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明確提出要“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如上所述，顏李學派的思想體系基本上是功利論，而其理論思維方法則主要是經驗論的實證方法。與理學的精致性相比，顏李學顯得直觀、淺近、缺乏層次，但它在對理學的批評上卻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是有其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們的理論所包含的真理性。這主要表現在：它對理事、體用、形性、知行等哲學范疇的解釋，使人一新耳目;對動靜、性習等范疇的解釋，在教育學上有一定的進步性;而對道藝、義利等范疇的解釋具有進步的社會意義。

原因之二，是由于他們的思想展示了新的理論方向。當理學的思辨方法已走入窮途末路的時候，顏元提出基于生產、生活經驗的實證方法，認為只有由經驗而獲得的知識才是可靠的，理論的正確與否須由行動來驗證。以此方法批判理學，使得理學虛妄畢見，受到沉重打擊。但是由于多種歷史原因，未能使顏李學派這種實證方法扎下更深的根基，發展成為近代的實證哲學。這是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然而，顏李學派的理論方法也有明顯的缺點，這主要表現為如下兩點：

(1)輕視理性認識。理學的理性思維方法有可供吸收的某些思維形式和推論方法，而顏、李對之持完全否定的態度。這就使得他們的理論僅局限于經驗直觀，對一些范疇的認識未能作出深入的探索，因而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顏、李強調“明倫”，維護封建綱常倫理。為此，他們力斥“滅絕五倫”的佛、道宗教思想，但卻肯定那“庇護”封建綱常的天帝、鬼神。顏元甚至以凄愴尋父時的昏昧“經驗”來論證“神應”。而李塨則以祭河神水即退來證明“神在”。這說明他們的唯物論思想是不徹底的。這種不徹底性為顏、李后學程廷祚所克服。程廷祚否認鬼神的存在，認為“鬼神起滅，皆人心之所為”，補正了顏、李的思想缺陷。

(2)缺乏辯證觀念。如果說，王夫之出入理學，并在理學大廈將傾之時，善于搶救其理論珍寶并加以改造，那么，顏李學派則專作摧枯拉朽的功夫，立意要把它棄置路旁。結果理學某些含有辯證法的積極因素也被他們當作思辨垃圾拋棄了。這就使得他們的認識不能臻于全面，如他們對知行范疇的認識就是明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