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區的絲織業比棉紡織業更加集中，更加專業化，除了大規模的官營織造以及家庭手工業之外，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出現了。

康熙前期，清政府限制手工工場的發展，后來江寧織造曹寅奏免額稅，民間的織機大大增加。以前限制不得過百張織機，這時的機戶已有五六百張織機了。這類機戶雇傭大量工人，在一個資本的指揮下進行生產，“機戶出 (資) 經營，機匠計工受值”。當時，江寧著名的機戶李扁擔、陳草包、李東陽、焦洪興等，都各有織機四、五百張。這些機戶 “除自行設機督織外，大都以經緯交與織工，各就織工居處，雇匠織造”。也有的人自己不開設作坊，只是“散放絲經，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有些民間小戶，雖然本身資金不多，織機甚少，但為工場手工業的資本所控制，為他們加工定貨，成為大作坊的 “場外部分”。

清代的手工工場有所發展，但并沒有強大到能夠與封建主義爭衡的程度，相反，機戶們帶有濃厚的封建性，不能不接受封建官府的控制，甚至還依賴官府的庇護來鎮壓工人，以維持自己剝削工人的權利。在層出不窮的勞資糾紛中，官府總是和機戶站在一邊，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政府在蘇州豎立禁止織工罷工的石碑，如果織工叫歇 (罷工) 可被扭送官府治罪。機戶在政治上依附官府，正說明他們經濟力量的薄弱。封建政府和行會也正是利用這些手工工場主力量的薄弱，任意魚肉他們，限制他們，所以機戶又與官府存在著極為嚴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