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在位45年，對皇帝的權力抓得很緊，但并未將國計民生放在心上，很快就將祖上傳下的一點家當蕩個精光。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和吏治的腐敗，明初的魚鱗圖冊和黃冊早已形同廢紙，豪強大戶有田而無賦，而貧者無立錐之地仍不能免賦，后來官府采取制訂賦稅原額、令里甲包賠的方法，更加重了貧苦農民的負擔，農民便拋棄田產成為流民，以致政府所控制的人丁、田地數大幅度下降，出現豪強越來越富，國家越來越窮的惡性循環。財源枯竭的同時，開支卻不能控制。世宗屢改禮儀，大興土木，每年用于修造宮殿、祭壇和廟宇的費用就超過600萬兩銀子，嘉靖二十六年，僅湖廣一地采木費即達339萬兩。齋醮禮儀更需要大量錢財，每一次都要用赤金書寫門坊匾額，需金數千兩，各種蔬食之費用銀1萬8千余兩。這類儀式常常舉行，浪費非常驚人。官員若在這方面提出儉省，就會遭到懲罰，因此誰也不敢說。朱氏宗室人口增長，文武官員較國初增加了四倍，祿米需求惡性膨脹。大小寄生蟲紛紛中飽私囊。一次，朝廷查核軍餉，發現總督、巡撫以上諸臣多侵吞軍餉，多者10萬4千左右，少者也有數千。光祿寺為宮中購物并無定額，只憑片紙便如數供給，太監便從中私吞，或轉賣于街市。嘉靖時戰事頻繁，衛所兵已不中用，只好招募新軍，士兵按月發餉，軍費便高得驚人。嘉靖三十年一年，諸邊費即達600萬兩，而當時戶部歲入只有200萬兩。這樣一來，國家倉庫都淘空了。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告警，邊臣天天催餉，而庫存銀已不及10萬兩，戶部尚書急得直跳腳。為維持收支平衡，各地又增加了許多五花八門的稅目，便使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百姓都說：“嘉者，家也;靖者，盡也。”民眾家窮，國家財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