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程朱理學便作為正統儒學加以提倡，科舉考試以 “四書五經” 為內容，以朱熹的傳注為準則，否則便被視為離經叛道，其結果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到明中期，一部分學者文人感受到困境和壓抑，起而尋求新的思想出路，其杰出的代表便是王守仁。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在浙江紹興陽明洞里讀書寫作，故稱陽明先生。他生于明憲宗成化八年 (1472年)，28歲那年考中進士，晚年曾任南京兵部尚書、江西巡撫等要職，被封為新建伯。他曾為明王朝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在正德十二年到十三年，鎮壓了江西、福建、廣東等地農民起義; 一是在正德十四年起兵勤王，活捉了叛亂的寧王宸濠; 一是嘉靖七年，帶兵鎮壓了廣西斷藤峽少數民族起義。但與他在思想界的創新相比，武功就黯然失色了。年輕時，他曾認真按照朱熹的 “格物致知” 去做，面對亭前一叢翠竹，苦苦思索了7天，結果大病一場，卻一無所得。從此，他便對程朱理學產生了懷疑。正德元年，他得罪了當道的宦官劉謹，被謫發到人跡罕至的貴州龍場驛當驛丞。在這里他日夜靜坐，苦思冥想，有一天夜里，他大叫起來，說是頓悟了，即一切道理盡在自己心中，不必外求。這便是 “龍場悟道”。他的學說主要由三個論題組成： 一曰心即理; 二曰知行合一; 三曰致良知。他認為人心是宇宙的本體，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有一次，朋友指著花樹問道： “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與我的心有什么關系呢?” 守仁說： “你沒看見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于空寂，看見此花，其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陽明心學屬主觀唯心主義，但由于尊重個人思考的權威性，和后來的叛逆思潮有很深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