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行旅與作品中的絲路文化

李白一生喜歡旅游，他自己曾說“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其實李白一生有三次與絲路文化相關的大的旅程。第一次是幼年之行，五歲時隨家人由碎葉回到內地，走的大體是陸上絲路的線路。第二次是壯年時由川出峽，由南向北，走的大體是后來茶馬貿易的路線。第三次是中年時由西向東，從中原到邊地。這次旅行是安旗等學者最早發現的，安旗先生指出李白曾到過北方的幽燕一帶。這三次大的旅行，都使他有機會接觸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習俗。

李白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對民族戰爭的態度，頗有些與眾不同，超越時代之處。他在《古風》其十九中說：“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這是對安史之亂的批判，由于安史之亂是胡人將領的叛亂，所以他大力批判，態度和當時大多數詩人一樣，對導致生靈涂炭的叛軍撻伐批判。但有些詩中則可看出他的不一樣之處，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君不能貍膏金距學斗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對哥舒翰攻取吐蕃石堡的戰爭持批判態度，與當時王維、儲光羲、高適等對此一味歌頌相比較，思想的高下深淺就顯示了出來，在這一點上李白是一個超越時代的偉大詩人。還有《古風》其四十三、《書懷贈南陵常贊府》抒發對唐王朝攻打南詔大理國的看法，也是持大力批判的態度。

當時的文士多有“夷夏之防”的觀念，但李白卻沒有。唐太宗李世民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可以說李白能夠領會唐太宗“華夷如一”的民族思想，所以能夠在夷夏觀念上超越時代，他不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雕章琢句的小文人，他是一個有大中華思想、天下意識的大詩人。這是我們研究、認識李白作品時需要注意的，不應只在字句上鉤深索隱，而是要在大處領會李白超越時代的偉大之處。周勛初先生曾發現，在李白的全部詩文中，從未用過“蕃”字、“番”字或“蠻”字。只出現過“陳蕃”的“蕃”字，但這是古人的名字，不是對少數民族的稱呼（《詩仙李白之謎》）。李白詩中用過“胡”字，但這是一個中性詞，不含有輕蔑意思。李白思想能達到這一境地，可以說和他深受絲路沿線多民族文化影響，自幼具有民族平等的意識不無關系。

李白《戰城南》詩中說：“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老子》中的說法和思想。李白吸收這種熱愛和平的思想觀念，主張不輕啟邊釁，不輕言戰爭，與杜甫《兵車行》中的“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反對窮兵黷武旨趣相通，思想深邃，境界高遠，值得今日世界各民族人民溫習和思考。

李白詩中還描寫了不少西域地區音樂、舞蹈等文化內容，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說：“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葛景春先生認為，李白《東山吟》“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扶風豪士歌》“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等詩表明，他“本人也能自編自跳青海舞、脫帽舞等”胡人的舞蹈（葛景春《李白及其詩歌中的絲路文化色彩》）。李白又有《僧伽歌》一詩，描述他和從南天竺來的僧人僧伽熟識、交往的情況，也頗有異域色彩。

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曾記載說：“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表明他是一個樂善好施的慈善家。但樂善好施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李白做好事的底氣從何而來呢？有學者曾指出他的父親可能是富商，所以能提供給他優厚的旅行盤纏（見麥朝樞《李白的經濟來源》）。他這樣的行為行事方式，也和一般中國士人的做派不大一樣。

總之，李白的家庭、他自己身上、他的詩文中都有不少跡象表明，他與絲路文化有著比同時代一般詩人更為密切的關系。通過上面的簡要介紹，這些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從縱向時間的維度來看，李白詩歌是唐前詩歌傳統和唐代詩歌創作交流融匯的結果。從空間維度上來說，李白詩歌也是絲路文明互鑒的產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結晶。可以說，李白詩歌也是唐代漢民族文化與絲路沿線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多元共進的結果。第二，天才李白的個性是不可模仿和復制的，是難以學習的。但他的成長過程卻對我們多有啟發，可以借鑒，如多語習得、多元文化素養、多環境親歷親聞，都是現代人應該努力學習和效仿的。第三，李白家族雖有可能在絲綢之路的某個節點地域生活過，李白本人雖然也受異域風氣的濡染熏習，但他的思想根基和靈魂深處仍由中華文化積淀而成，他的創作也展示出漢語詩歌頂峰上的無限風光。

最后，套用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的話，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部全新視角的世界史的話，那么李白詩歌就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學史上最璀璨耀眼的篇章。現在我們正大力尋求中國文化走出去，其實，早在一千多年前李白和他的同行們早已走向了世界，并且又走了回來。這對于今天的文化發展建設是有啟示意義的。

（《光明日報》記者張哲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