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學·孫子兵學研究述略·國外對 《孫子兵法》的傳播與研究

《孫子兵法》在國外，無論流傳之早，著述之多，研究之深，應用之廣，日本是首屈一指的。高殿芳、陳彭、王顏昱《〈孫子兵法〉在日本的傳播源流及一部古本〈孫子兵法〉的再發現》介紹說：日本奈良時代著名學者吉備真備(693—775)在中國唐朝留學長達18年之久，精通漢文，專修文武兩學。他回國時，把《孫子兵法》帶回到日本。據 《續日本記》 (22卷)記載，擔任日本太宰府大貳之職的吉備真備，曾于日本天平寶字四年(760年)11月，在太宰府“親自傳授”中國《孫子兵法》的《九地篇》和諸葛孔明的《諸葛亮八陣圖》。當代日本武學研究專家佐藤堅司所著《日本武學史》和《孫子之思想史的研究》明確指出吉備真備既是《孫子兵法》的攜歸者、傳播者，又是開創日本研究 《孫子兵法》的先驅和 《孫子兵法》作戰原則的運用和實踐者。

《孫子兵法》東流之初是在學者和武將之家傳播，直到日本戰國末期 (1598年以前)一向是作為秘籍圖書而不廣泛宣傳的。日本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及其研究著作的出現，大多在德川幕府時期(1603年—1867年)，也就是說德川幕府時期及其以后是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高潮期。在這一時期先后出現了大大小小幾十個武學流派。這種盛況一直延續到幕府末期。研究與運用最突出的首推始終一貫把《孫子兵法》與 《吳子兵法》合二為一的 《孫吳兵法》。

日本各武學流派所撰有關研究《孫子兵法》的專著幾乎一致地認為，孫子是 “偉大的戰爭哲學家”，“兵圣”，“兵家之祖”，“東方兵學的鼻祖”;贊譽《孫子兵法》是“科學的、有生命力的、不朽的名著”，“具有科學體系的優秀著作”、“韜略之神髓”、“武經之冠冕”、“科學的戰爭理論書”和“戰爭哲學書”，視為“稀世珍”，“居世界兵書之王位”。他們說，“《孫子兵法》既是外交教科書”，又是“立身處世的教科書”。孫子是“東方第一流的大文豪”，“文章蒼古雄勁，出于諸子之上”。

這些各具特色的武學流派，最著名的有：林羅山(1583—1657)、小幡景憲(1571—1663)，北條氏長(1609—1670)、山鹿素行(1622—1685)、香西成資、長沼澹齋(1634—1690)、新井白石(1657—1725)、松宮觀山 (1686—1780)、荻生徂徠(1666—1780)、德田邕興 (1738—1804)、佐久間象山 (1811—1864)、吉田松陰(1830—1859)、恩田仰岳(1809—1891)等。上述13人中除林羅山之外，其余各家都是“文武兼備”的人才，不少人均有研究《孫子兵法》的專著問世。林羅山著有《孫子諺解》;山鹿素行著有《孫子諺義》、《孫子句讀》; 北條氏長著有《孫子外傳》;恩田仰岳著有《孫子纂注》;荻生徂徠著有《孫子國字解》、德田邕興著有《孫子事活鈔》;吉田松陰著有《孫子評注》;新井白石著有《孫子兵法擇》和《孫子兵法擇副言》等。此外，較有影響的專著也不少。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抗日戰爭前的1936年為止，僅在我國流傳的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專著，包括上述提到的專著在內就有50余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也不乏其人。1980年問世的佐藤堅司所著《孫子之思想史的研究》一書系統地介紹和評價了日本各個歷史時期各武學派研究《孫子兵法》的概況及其成就，是日本戰后研究《孫子兵法》之專著的佼佼者，堪稱一部佳作。1987年春，在中國出版的服部千春所著《孫子兵法校解》也是一部頗有見地和功力的好作品。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現今已把《孫子兵法》運用于市場競爭和企業管理領域。例如軍人出身的兵法學者兼企業家的大橋武夫，他所著《用兵法經營》一書，將兵法與經營熔于一爐，內容新穎，獨具一格，暢銷一時。他還創辦了“兵法經營塾”。正由于日本企業界研究和運用《孫子兵法》經營管理企業，有理論有實踐，用理論指導實踐，用實踐驗證理論，而且取得了卓越成就，因此在日本又出現并形成了“兵法經營管理學派”。

關于《孫子兵法》的西傳，潘嘉玢《略論〈孫子兵法〉在國外的影響及啟示》介紹說：在西方世界中，英國對《孫子》的學術研究最深、出版的英譯本影響最大。1905年，在日本學習語言的英國皇家野戰炮兵上尉卡爾思羅普首次把“十三篇”譯成英文，書名取 《孫子》兩字，在東京出版。1908年又出版了修訂本。1910年，英國著名漢學家賈爾斯根據中文“十三篇”原版重譯，由倫敦盧扎克公司出版。由于賈爾斯的漢學造詣極深和對原作做了深入研究，其譯文確屬上乘。英文富有韻律感，全書注釋詳盡，并附譯者的見解和研究成果。該譯本流傳迄今，經久不衰。1944年，英國學者托馬斯·菲利普斯所著《戰略之根本》一書刊載了賈爾斯譯文。1949年，美國賓州軍事出版公司又修訂出版了該譯本，托馬斯·菲利普斯準將為之作序。

繼賈爾斯版本之后，在二戰期間，又有三個英譯本相繼問世，分別出自馬切爾——科克斯、悉尼大學薩德勒教授和鄭麐之手。但譯文都不令人滿意，影響不大。

1963年，美國退休準將格里菲斯根據清朝經學家孫星衍與吳人驥校勘的《孫子十家注》重新翻譯。譯者認為，孫本《十家注》是“二百年來中國的標準版本”。格里菲斯在翻譯過程中博覽群書，廣征博引，尤其對孫本《十家注》作了悉心的研究。其譯本總的看彌補了賈爾斯版中的一些不足。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專門為之作序更使譯本增輝添色，《孫子》在西方的影響倍增。該譯本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匯編的《中國代表作叢書》，是近20多年來權威的《孫子》英譯本，一直為西方知名人士和軍事院校所援引和采用并轉譯成其它文字。該譯本的主要特點之一是注意用軍事術語表達，著力從軍事角度探索 “十三篇”的內涵。但譯文仍有不足。

1983年，當時已定居美國的原英國作家詹姆斯·克拉維爾在美國出版了一個《孫子》的英譯本。其譯文采用賈爾斯版本，只是在個別文字上作了更改，包括重譯個別篇名，并在上下文中作了注釋性的增益，調整了一些句子的順序。克拉維爾還專門寫了熱情洋溢的自序，這個本子對于在英語里世界中普及《孫子》是有積極作用的。

關于《孫子兵法》在俄國的傳播與俄國對《孫子兵法》的研究情況，俄羅斯丘耶夫《孫子學在俄國》(《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一文作了詳細介紹。他說： 1860年，科斯特羅馬團的中校斯列茲涅夫斯基在《軍事集刊》雜志第6期里發表《中國軍事統帥孫子對待部下的規章》一篇文章。他在前言里說他把法國的1772年的譯本縮減譯成俄語。他說：“孫子能夠了解統帥活動的所有的主要的特點，他在作戰藝術里能夠區分不變的和多變的情況。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個世紀，但是，我們認為，他為我們創造的軍事原理至今仍然是軍事理論的瑰寶。所以，現在如果有一個統帥運用孫子兵法，那么，世界上最天才的統帥也不如他。”

十月革命以后，《孫子兵法》繼續從歐洲語本譯為俄文。從195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孫子兵法》的前言中可以看到：1943年，伏羅希洛夫總參軍事學院的軍事學術歷史教研室決定把L.Giles的英文《孫子兵法》(1910年在倫敦出版)譯成俄文。可見，在四十年代的時候，蘇聯還在從歐洲語言翻譯中國古代軍事哲學著作，此后則開始把文言文直接翻譯成俄文。

1950年，莫斯科、列寧格勒出版了康拉德的《孫子兵法：翻譯與研究》。這本書成了俄文的《孫子兵法》注釋。他對孫子學說世界觀的基礎、孫子兵法和《易經》的關系、《孫子兵法》出現的歷史背景及作者和年代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本書有五個部分。除了前言和譯文以外還有注解以及對原文文字的科學分析，仿佛是一部中國古代軍事的詞典。和康拉德同時的西多連科中校也翻譯了《孫子兵法》(莫斯科，蘇聯國防軍事出版社1955年)。

應該注意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書是克平教授西夏文《孫子兵法》俄文譯本。這是第一次發表的西夏文《孫子兵法》獨一無二的木刻本。這個西夏的本子保存下來的《孫子兵法》只有第七至第十一篇和第十三篇。譯成西夏的原文與現在所有的《孫子兵法》文字有所不同。

研究孫子和中國古代兵家學說的新材料引起學術界軍事史、軍事戰略、軍事戰術專家的注意。拉辛將軍在兩篇文章里詳細地分析了《孫吳兵法》，他又在專題論文中對中國古代兵法做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洛博夫在《孫子與軍事機智》一文中根據現代的軍事學術觀點分析了孫子對軍事機智的觀點，把孫子兵法和現代的觀點加以比較。最近，比較孫子軍事學說和歐洲軍事學說的類似和區別的問題引起了研究工作者們的注意。巴斯卡科夫、謝爾蓋耶夫著有《關于不同文化傳統的思想區別：孫子和克勞塞維茨的比較》。

可以說，現在俄羅斯研究孫子學說最積極的專家是佐托夫。他是研究新疆歷史的專家，在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工作。發表了10多篇作品。他在《中國與東突厥斯坦兩個國家的關系從15到18世紀》這本書里，也在許多文章里討論到孫子的“不直接的戰爭”，“用策劃的戰爭”思想和現代軍事理論家的所謂的“戰爭在第五個向度”思想加以比較。

瑞士勝雅律在 《孫子兵法的第一個德譯本》(《孫子學刊》1992年2期) 一文指出： 《孫子兵法》的第一個德譯本于1910年出版于柏林，書名為《戰爭之書——中國古代軍事學家》，是布魯諾·納瓦拉譯出獻給當時德軍參謀長封·莫爾特克 (V·Moetke)將軍的。他在序言中說：“好幾代以來，日本的士兵均按照孫子及吳子的思想投入戰斗。”“當然，孫子一書必將為歐洲的作者及其科學著述提供參考。”布魯諾·納瓦拉的譯本，今已十分難見，看的人很少，可能全歐洲圖書館僅有一本藏于瑞士聯邦軍事圖書館。

據高殿芳稱： “到今年4月11日在山東省臨沂市召開的第三屆《孫子兵法》國際討論會為止，《孫子兵法》已經有27種文字的譯本及研究專著問世。”(《馬來文《孫子兵法》譯本簡介》，《孫子學刊》1993年2期)

二戰結束后，隨著核武器的發展，核戰略思想應運而生并不斷改進。美國布熱津斯基(前卡特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的力作《運籌帷幄》(1986年出版)一書認為美蘇競爭是歷史的必然，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核武器的發展很可能使美蘇競爭不采取兵戎相見的方式。在這一歷史性的過程中，布熱津斯基力主以孫子的“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美蘇競爭戰略總方針。

在電子戰中，電子偵察是“知彼”的重要方法，而電子壓制旨在癱瘓敵人的“神經”，不讓敵人“知己”。在現在作戰和軍事行動中，電子戰的“先知”作用，真是“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1982年6月以色列空軍襲擊貝卡谷地而大獲全勝就是一個實例。

“兵行詭道”，實施軍事欺騙是孫子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出其不意”、“因敵制勝”的必由之路。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和戰爭規模的擴大，軍事欺騙已包括戰略、戰役和戰術三個層次。七十年代末以來，美軍專門研究了軍事欺騙這一學科，其專著《戰略軍事欺騙》(“珀格蒙叢書”，1981年出版)一書，不僅研討了孫子的思想，而且全面地探索了戰略欺騙的科學含義、歷史經驗和實施方法，在理論上有所發展。

綜上所述，從古代到當代，從中國到外國，以《孫子兵法》為核心的孫子兵學研究顯示出久盛不衰的生命力，其崇高的學術地位和深遠的歷史影響是舉世公認的。